独立
得他这么个奖，叫我如何见人！
一
1919年5月8日，五四运动爆发后的第四天，也是北大被捕学生获释后的第二天，蔡元培亲自向总统徐世昌递送辞职信，并发表《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这封信的微言大义注定要成为引领未来的金圭玉臬：
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哪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哪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蔡元培从51岁出任北大校长到61岁最后卸任，一共10年，实际在校不足5年，期间他曾七辞北大校长而不准，其中多为坚持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先生之抗争，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校长的独立人格，这也是民国许多受人敬仰的大学校长所共通之卓越品质。
学术独立在民国并非高校才有的现象，当时很多中小学就是由学校或者老师自己选择乃至编排教科书的，不接受政府的指挥棒，或者说根本不存在指挥棒。民国时期，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很多名牌大学毕业生都选择了去中学任教。有的人甚至拒绝了大学的聘书，因为他们觉得中小学更能影响一个人的命运。这些普通大学的毕业生往往比师范生更活泼、更有主见和创造力，使得中小学的思想活跃度大大提升了，任以都就提到：“在中学的教育过程中，我发现，从师范学院毕业出来的老师往往教得不好，倒是由普通大学本科训练出来的老师教得好些。”
到了大学，学术上的主见更是至关重要，象征着一所大学尊严之所在。
1932年，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钱基博收到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的亲笔信。信中说，经教育部审阅，发现光华大学全校通用的国文教科书内容过于守旧，完全排斥新文学方面的内容，希望能够与时俱进加以改进。堂堂教育部长，本可以下公函明令整改，朱家骅却采取了私人信函这么委屈的方式，已经给足了光华和钱基博面子。没有想到，钱基博却不领情，回信说我们这是在延续传统文化，弘扬民族主义，换不得，抱歉！
七年后，西南联大对于课程自主抗争的一幕，不知不觉中成了民国学术独立精神最好的脚本之一。
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下达指令，要求审核各大学的课程设置，实行统一教材和统一考试。消息传到西南联大后，立即炸了锅，经商议，联大教务会议决定以联大常务委员会名义致函教育部长陈立夫，进行抗辩。大家公推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执笔，写下了民国教育史上著名的《西南联大教务会议致国民政府教育部抗辩书》。
文中说：“教育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育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以为赏罚殿最。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律以孙中山先生权、能分立之说，则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今教育部之设施，将使权能不分，责任不明。”又说：“师严而后道尊，亦可谓道尊而后师严。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之一科员不若。在教授固已不能自展其才，在学生尤启轻视教授之念，于部中提倡导师制之意适为相反。”
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无疾而终。学者资中筠认为，这封信集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以道抗势”的精神，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
说到“以道抗势”，有众多鲜活的事例铸就了民国大学的脊梁。
据舒芜回忆，有一次他跟台静农闲聊，说政府要给抗战期间教学有成绩的教授颁奖，听说台静农获奖的可能性很大。不料，台静农听了之后不仅没有表现出欣喜，还慌张起来，叹着气说：“这如何好！一辈子教书，得他这么个奖，叫我如何见人！”
台静农的言行让人想起了法国哲学家萨特在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宣言：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我都不接受，包括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我只接受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萨特认为接受了官方的荣誉会让自己变得不自由，这点并不难理解，诱惑对人的束缚往往比惩戒更大，奖状的毒害有时候甚于手铐。在台静农看来，教得好不好那是我个人的事情，与你政府何干？我要接受了你的奖状，那不就入了你的套路了吗？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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