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公
大年初一，只剩下校长在上班
一
1936年寒假结束前夕，燕京大学研究生院学生李秉德给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陆志韦写信请假，因参加开封教育实验区的一项智力测验工作，他开学得迟到一星期。不料，李秉德返校后，教务处办事员还是让他缴纳六元罚款，否则不准注册，理由是他迟到了六天，一天一块大洋。李秉德一脸无辜，说自己已经向校长请假了，可办事员却不为所动，说校长没有来为他办过手续。
无奈之下，李秉德跑到校长办公室，把陆志韦亲自请到教务处，证明自己所言非虚。没想到这位倔强的办事员还是不依不饶，一定要按规矩来，让校长拿出请假信，在信上签名才算数。陆志韦是连蒋介石都不放在眼里的人，在这个认真的小办事员面前却没了脾气，二话不说回办公室一顿翻箱倒柜，好不容易找到信件，并在上面老老实实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办事员这才给李秉德办了注册手续。
堂堂一个大学校长，为了区区请假之事，被一个小小的办事员使唤着来回折腾大半天，现在人可能会惊叹：这还有王法吗？可在陆校长和教务处办事员心中，这恰恰就是王法！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哪怕是一校之长也不能例外。这件事中，我们看到了办事员的担当，看到了陆校长的襟怀，更看到了一个大学的严正。
遵守规则的程度，可以直接体现出一个校长的优劣。
梅贻琦主持西南联大的时候，校内有一个男生想追求他的女儿梅祖彬。该男生性格有点一根筋，其他的同学知道这件事儿，就瞎起哄，说你要追求梅小姐得送花。等他弄到花之后，又有好事者说你不能这样咋咋呼呼地送，得写一个呈文，送到教导处，请梅校长批准。在西南联大，学生请求校方批准什么事情，比如选课退课之类，必须以呈文的形式，由校长审批。这个二愣子不知别人是拿他开心，真的写了一个呈文递了上去。谁能想到，梅贻琦居然很正经地在上面批了两个字：不准！
这样的呈文，在任何一个校长眼里，都是一个“无厘头”式的玩笑，作为当事者的父亲看来，更有恶作剧的味道。但梅贻琦既没有把条子撕掉扔垃圾桶，更没有勃然大怒利用校长的权力处分该生，他的对应之策是，既然你认真地向我申请，我也就认真地按规矩批复，彼此都站在规则这个维度上，理性到极点！
守护规则的执着，背后是一代学人的操守。
1933年7月，中英庚款董事会决定招考第一届公费留英生，名额20个，其中一名定在数学专业。南开大学数学系主任姜立夫鼓励爱徒吴大任报考，并且告诉吴大任，正是因为如此，庚款董事会让他去出题的时候，他拒绝了。吴大任听后，不仅没有埋怨老师，反而非常感动，他最后凭着自己的实力考上了庚款留学生。
马幼渔在北大教书的时候以宽厚长者的风格被学生称为“好好先生”，但在是非问题上却是毫不含糊。张中行《月旦集》中提到马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时候，老家的一个亲戚准备报考北京大学，有一次，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在马先生面前喃喃自语：“不知道今年国文会出哪类题？”马幼渔听到后大怒：“你是混蛋！想叫我告诉你考题吗？”
李继侗是西南联大生物系主任，他的儿子也在生物系求学。有一次，其子参加年度考试，没有考好，亲爹改卷，生杀予夺全在自己，李继侗照样批一个不及格，让儿子参加补考。
是非当前，纵然是自己的亲生子女也不能徇私，这才叫境界！
招生和考试是一个学校的命门。当年的大学实行完全自主招生，要对一个人特殊照顾并不是件难事。在这方面，掌握生杀予夺权力的校长们表现出了绝对的风清气正。
梅贻琦贵为清华大学校长，但他的侄子梅祖武报考清华成绩不够，没有从叔叔那儿得到任何优待，只好去了北洋大学；几年后，梅贻琦的小女儿梅祖芬报考清华大学，成绩同样不合格，老爸当校长也没门，梅祖芬只好去了燕京大学。就在梅祖芬报考清华落榜的1946年，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的女儿冯钟璞、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也都报考清华而没有被录取。
这不是清华一家独有的现象。王星拱的二女王焕理1939年报考武大落选，只好去补习一年，第二年重新再考，方才得中。吴有训当中央大学校长时，两个儿子连考个中大附中都要真刀真枪上阵。吴有训对他们说：“凭自己实力去考，不要有其他希望。”考取后这哥俩在校旧服破衣，排长队吃饭，没有一点特殊，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是校长的儿子。
那时候，大家可以把规则精细化到一分一毫的境地。1948年，浙大数学系教授钱宝琮的三女钱熙从浙大生物系毕业，为了让女儿留校，钱宝琮找了与自己深交一二十年的好友、浙大生物系主任贝时璋了解情况。贝时璋说：“生物系规定80分以上才能留校担任助教，钱熙成绩是78.5，不能破例。”钱宝琮不仅没有破口大骂，说老子跟你二十年的交情还抵不上这一分半，还作揖称谢，因为他觉得贝时璋的话合情合理，一语惊醒梦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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