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生
维我母校，如我亲娘
一
“北大把钱都花在了学生智识的开扩上，以致连一座像样的礼堂都盖不起”，这是朱海涛20世纪30年代在北大就读时的观感。老北大的校舍跟清华燕京一比，实在寒碜得可怜，不仅又破又旧，还四处分散、支离破碎，连统一的校园都没有。北大三院有一个全校最大的礼堂，但这个礼堂平时也兼作教室，胡适就曾在这里授课，可见大不到哪去，与北大的地位和名气完全不匹配。
建设上缩手缩脚的老北大，在“学生智识的开扩上”可一点都不吝啬，朱海涛在《北大与北大人》中就提到两点：其一，高价聘请名师为极少数学生开一些冷门的课程：“北大课程之另一特色，是专有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课，在别的学校绝不会开的，她这里有，例如梵文，例如佛学。常常北大用最重的待遇礼聘这种绝学的学者，一年只开一门课，每星期讲一两点钟，而这种课常常只有一个人听。”
其二，不惜花费重金购入珍惜图书以供师生阅览：“有一次陈受颐先生领我们进书库去看有关中西交通史的书，上上下下走了一遍，他时而拿起一本大而厚的洋书来，里面的字花花哨哨的我认不得；时而捡出一本金碧辉煌文字像画图似的经典来，说是十五世纪欧洲修道院的手抄本；时而拿起一堆小小六十四开的本子，说这是在巴黎冷摊上访来的，全世界只剩下了几部；时而拿起平平凡凡的一薄本，说这是全东亚（包括日本）唯一的一册。我只有张大了嘴惊叹，敢情北大还有这么许多宝贝。”
1934年考入北大史学系的金宝祥，第一观感也是震撼于校舍破旧与藏书丰富的对比，说“到北大后，给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学校讲究内容，不追求形式”，这种简单与丰富伴随了许多老北大学子一生。
清华有庚子赔款作后盾，财大气粗，校园建设是国内首屈一指的，自然不必像北大这么精打细算，在为学生服务这一点上，清华走的是一条与北大不同的路线。
早年清华就开始实行午后“强制锻炼”的制度。每日下午四时以后，将教室、图书馆、宿舍的门统统锁起来，有专人负责驱赶学生出来活动，没有商量的余地，就差关门放狗了。著名的清华体育教师马约翰晚年回忆“强制锻炼”时仍有人躲在树荫、墙角等幽静的地方读书，到操场锻炼的人也常出工不出力。他不得不拿着本子追着这些学生，让他们卖力一点，还手把手地辅导他们。
为了让学生积极参加锻炼，清华甚至规定体育不及格者不能毕业、不能出国留学。吴宓1916年从清华学堂毕业时各科成绩优良，但跳远成绩不达标，只好推迟一年留学，把体育先过关了。许多从清华走出去的学子日后都感叹自己有一副好的身体，多亏了当年学校赶鸭子上架的“强制锻炼”。
清华校方还鼓励学生下午四点之后外出远足。顾毓琇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大家常常成群结队骑着毛驴或自行车到西山的寺庙、长城、明陵等处游玩。在民国享受自然有先天的优势，到哪都不用门票，而且空气质量绝对过硬。即使现在风沙肆虐的北京城，当时的空气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也是顶呱呱的，顾毓琇说：“那时没有空气污染，‘清华’完全等同于它的字面之意，清朗而绚丽多华。北京城外的空气永远新鲜清爽，极目而望，我们甚至能看到日后求学的远景……中国是贫弱的，但并非毫无希望，我们将努力奋斗以改变这美丽国度的绝望处境。”（《一个家庭，两个世界》）此情此景，让人想起了诗人北岛的一句话：眺望是一种青春的姿态！
北大与清华尽管路数不同，宗旨却是一致的，那就是以生为本。只有实现了这一点，才称得上一个伟大的大学。
而一些规模较小的学院更能对学生精细化管理，基本上做到了无微不至的服务，代表便是北平协和医学院。
协和的住宿条件已经达到了国际一流的水准，与如今的公寓式宿舍相比毫不逊色，低年级两人一间，高年级一人一间。由于课业负担非常重，学校为了让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学业，实行几乎全方位的服务：学生衣服不用自己洗，洗衣房帮你洗；房间卫生不用打扫，有工友负责；甚至连被子都无需自己叠，早晨起来可以拔腿就走。为了学生的健康，学校定期组织体检，免费诊疗，身体不达标者不准上课。还经常组织外出旅游，让同学们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可以放松身心。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协和对学生的照顾也没有降低标准。妇产科专家宋鸿钊1937年从东吴大学医预科考入协和，由于中日战争爆发，南北交通中断，直到次年才入学。1938年，宋鸿钊从上海乘船准备经天津塘沽转赴北平，路上忽然颈部生痈，高烧不退，只好让同行的同学先走，为自己请假。不久，宋鸿钊就接到协和的电报，让他病情康复再动身，临行前给学校发电报。两周后，宋鸿钊再次启程，到了塘沽，协和已经派人在岸上等候，代办所有登岸手续，把他送上前往北平的列车。到校后，宿舍房间早已为他安排就绪，第二天校医室打电话让他去检查身体，认为健康完全恢复才准他上课。后来，战事扩大，南北汇兑不通，学校还给了像宋鸿钊这样的南方学生每人每年100大洋，以便生活无虞、安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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