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的学校尽管没有办法做到协和这样的精致服务，却也能仁至义尽，并且常有各校自己的特色。
北洋大学实行了一种“贷书制”，课本和理工科学习用具免费借给学生使用，修完这门功课以后退还学校即可。如果到学期末仍愿留作自用者，可以半价购买。此外，学校不设公共食堂，学生二三十人一组自组“膳食团”，学校免费提供场地和炊事用具。如果想吃得更好一点，还可以就着学校提供的食谱，请厨役人员分别烹调。北洋本身学费较为低廉，加上这一系列措施，一年的求学费用相比北大清华等校可以省下将近一半，大大减轻了学生的负担，使得更多的寒门学子有了求学的机会和信心。
南开大学则有一种专门针对寒门学子的“借费制”，顾名思义，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学费贷款，先借钱给你读书，等你日后工作有能力了再偿还。事实上，南开大学的借费不仅不需要偿还利息，甚至连本金都可以免还。谷源田在南开从中学到大学六年中有五年享受了学校的借费，1933年大学毕业后，他留在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担任助教及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已经具备了还款的能力，为此他特地找了张伯苓校长，问自己读书时的借费几时归还。岂料张伯苓告诉他，借费其实就是免费，学校从未要求借费生毕业时必须偿还，对他也不例外。
原来，南开的“借费制”只是为了给借钱的穷学生保留更多的尊严，免得他们有一种吃“嗟来之食”的不适应。对于这样一所本身需要到处筹款拉赞助的私立大学来说，这是多么人性化的措施！不止于此，南开的助学金一般都是以“奖学金”的名义来发放，一字之差，性质截然不同。
据1932年考入南开大学外文系的张镜潭回忆，学校对这一帮穷学生，除了经济上的供给之外，还常有一般学生享受不到的教导和关怀。张镜潭刚入学时，南开秘书长黄钰生和夫人就邀请他们这些奖学金获得者到家里做客，这是张镜潭平生第一次吃到“洋点心”，也让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这所大学的温暖。后来张镜潭才知道，这样的师生聚会每学年开始都有。此外，张伯苓校长也多次招待穷学生们，嘘寒问暖，谆谆教诲。
1942年，张树荣听说母校燕京大学在成都复校了，立即从北平出发，穿越沦陷区的重重险境，前往成都。然而顺利抵蓉之后，兴奋之余，一个重要的难题却让他紧锁眉头，此时的张树荣囊中如洗，别说学费，连吃饭都成问题。好在此时，燕京大学宣布，困难学子一律免除学杂费及食宿费，学校不仅包教还“包养”了。这样的困难学子人数占了当时燕大学生的三分之一强。张树荣老来重忆此事，说：“在国难当头，校方经济拮据的情况下，为学生办了件大好事大实事。校方却默不作声，甘做扶贫济困的无名英雄，这与当今高校具有创收的雄厚资金，资助少数贫困学生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燕京的举措，显得更高大，这就是燕京精神之所在。”（《燕京精神》）
民国的穷大学生比例很高，如果没有学校的贷学金，很多人都无法正常完成学业。贷学金制度跟我们现在相近，大都是抵押文凭，毕业后有钱再赎回。张坤元1942年从收费高昂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时，四年的学费竟然欠下两千元，这个数目足够在上海交大读三次本科。当时的两千元可是一笔巨款，忧心忡忡的父亲在信中问他：“你欠了这么多学费，怎么办？”张坤元坦然回答：“不用怕，慢慢还，没听说欠学费而进监狱的。”结果张坤元毕业后国民党法币狂贬，等到他1946年去还的时候，两千元只够买一斤猪肉了，校方说：“算了吧。”
这样的尴尬局面相信很多大学都遇到过，但从来没听说哪所大学因此要计算通货膨胀费。那时的大学都还有这样一种信念，即把培养人才当成最大的收益。
二
蔡元培热心扶植后进是出了名的，年轻人能够找到他帮忙的，几乎来者不拒，经其手的职业介绍书几乎到了泛滥的程度。但蔡元培并非没有原则，凡北大毕业生来找他推荐工作的，必定千方百计给人家安排到最好最适合的职位；而亲戚来找他帮忙的，所得到的多半都是办事员、书记、科员或编译之类苦干型的工作。久而久之，夫人看不去了，劝他：这帮亲戚中总有个别能干得力的，你好歹重用一两个，别净干得罪人的事情。蔡元培忙说：“不可。”夫人问：“为何？”“学生都是人才，亲戚都是庸才。”
蔡先生太偏心了，偏心得让人觉得做他的学生如此幸福。推而广之，民国的好校长似乎对自己的学生都有一种父爱或者母爱般的温暖，恨不得掏心掏肺。
1915年凌鸿勋从交大的前身南洋大学毕业后，回归广东故里，准备在老家谋一差事，养家糊口。可惜，打算在土木工程领域大干一场的凌鸿勋却发现，当时在广东找一份发挥自己专长的工作并不容易，家境所迫，只得向现实低头，打算接受聘请到一中学任教。教书只为稻粱谋，如果这样，也许他就庸庸碌碌地走下去，日后可能既不“鸿”也无“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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