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大学之大
尊师
只有北大清华才“养得起”这么一群教授
一
在民国，要了解一份工作的“含金量”，首先要了解它的“含银量”，因为这是一个“银元时代”。
今天很多高校教师提起民国大学教师的待遇时，都会悠然神往。据说有记者采访季羡林，问他留洋时有没有留在国外的念头，季老马上反问，那时回国一个月拿几百块大洋，待遇比待在国外好多了，为什么不回来？
1922年来到北京大学担任物理系教授的李书华曾现身说法，介绍了当年北大教授的待遇：
北大教授最高薪每月大洋二百八十元，也有每月二百六十元或二百四十元。讲师（注：非级别也，乃兼职教师之称谓，鲁迅时为教育部职员，兼职于北大亦只为讲师）待遇按每小时五元计算。助教薪水大约每月五六十元至一百多元。我初到北大时，即领教授最高薪。彼时一年可领到八九个月的薪水。北京生活便宜，一个小家庭的用费，每月大洋几十元即可维持。如每月用一百元，便是很好的生活，可以租一所四合院的房子，约有房屋二十余间，租金每月不过二三十元，每间房平均每月租金约大洋一元。可以雇用一个厨子，一个男仆或女仆，一个人力车的车夫；每日饭菜钱在一元以内，便可吃得很好。有的教授省吃俭用，节省出钱来购置几千元一所的房屋居住；甚至有能自购几所房子以备出租者。（《七年北大》）
在京租一个二十余间房子的大四合院，雇厨子和仆人，对于现在的北大教授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当然那时候北京房价低廉，买房不如租房，连高收入的教授们普遍都租房子住，这一点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虽然军阀混战，拖欠教师工资，一年只能实领八九个月，但打个七折后，仍然是高收入阶层。清华大学有庚子赔款撑腰，不仅工资比北大高，而且还不会拖欠。语言学家王力曾回忆其在清华大学任一般教员时的经济状况：正薪四百至六百元，比国府委员的薪金只差二百元，比各省厅长的薪金高出一二百元不等。
而待遇并非李书华这段话最大的亮点。最大的亮点是这一句——“我初到北大时，即领教授最高薪”。李书华刚刚博士毕业，按照我们现在的标准，最多就是讲师资格，评上教授不知猴年马月。虽然国立大学的钱来自于财政拨款，职称评定却是学校自己决定的。我相信你的实力，就可以无条件给你最高的待遇，所以那时像李书华这样初出茅庐就成为大教授的“青椒”（青年教师）为数不少。
1946年，季羡林从德国留学归来，经陈寅恪介绍，到北京大学任教。按照北大当时的规定，得到了博士学位回国的人，只能担任副教授，几年后才能转为正教授。季羡林当然也不能例外，他说自己是心悦诚服，没有半点非分之想。谁料仅仅过了一周的时间，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就找到季羡林，告诉季，他已经被聘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系主任，让季羡林喜出望外：“这真是石破天惊，大大地出我意料，我这个当一周副教授的纪录，大概也可以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吧。”（《回忆陈寅恪先生》）
周一良是与季羡林同一年回国的，他前后留美8年，在哈佛大学得到博士学位。回国后，周一良按照约定，回母校燕京大学任教，被聘为国文系副教授。对照季羡林初到北大的待遇，这应该是当时的行情。然而，自视甚高的周一良心里却老大不乐意，除了嫌副教授规格低之外，还埋怨燕大只给自己安排了厢房，而不是洋楼——现在的海归博士有此待遇得乐疯掉。不过人家骄傲是有资本的，第二年北大和清华同时以教授的资格相邀，周一良选择了清华，因为清华提供小洋楼一幢。周一良从副教授到教授的速度虽然比不上季羡林，但若比照现在的情形，那也是坐上火箭了。
老实说，从管理上，大学这样做很不划算，会失去控制教师最大的利器。看看我们现在的学校，一个职称就可以让无数教师竞折腰，就明白当时的大学是多么有气魄了！至于那些暂时没有得到教授资格的老师，只要有真才实学，走到这一终极目标也是很快的，并不需要像如今这样多年媳妇熬成婆。当然，国立大学的工资来源于政府拨款，不同职称的教师之间支出相差悬殊，而政府并没有刻意控制比例，能者皆上（北洋政府时代虽然因军阀混战经常发生欠薪的现象，但那不是专门针对教师的，如吴征镒《九十自述》中就有“八岁时，父吴启贤又因政府欠薪，从北洋政府农商部主事辞官返家”的记载，大学师生一欠薪就要罢课游行，比起公务员，反而能更早拿到拖欠的工资），这种大度也值得称道。
至于一些特别优秀的人才，待遇上还可以再破格，以示尊重。叶企孙当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的时候，吴有训从中央大学转投清华，尽管吴仅有两年教学经历，叶企孙却明白他的价值，把吴的工资定得比自己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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