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国立大学以稀为贵，高高在上，为了同这些国立大学争抢名师，下面的地方大学也是使出浑身解数，不遗余力。
地方大学的成立一般离不开当地军阀的鼎力支持。东北王张作霖出身土匪，他的待师之道却一点也不土。李敖的父亲李鼎彝北大毕业后曾当过吉林六中的校长，据其回忆，每当孔子诞辰日（以前的教师节），张作霖都要脱下戎装，换上长袍马褂，到各个学校给老师们打躬作揖，一边说自己是啥都不懂的大老粗，教育下一代还得仰仗各位老师，特地赶来致谢，云云。张作霖创办的东北大学，教授的薪金待遇比之北大、清华有过之无不及，工资一律现大洋，住的是豪华别墅，回家探亲还能报销往返路费。
街头小贩出身的曹锟因贿选总统丑闻在后人心中固化成了反面角色。就是这样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军阀，对老师却格外讲理。曹锟1921年在保定创办河北大学，此后他有了这样一句口头禅：“俺一个推车卖布的老粗，什么都不懂，大学得靠教授。”只要有空，曹大帅就去学校逛逛，对教授们嘘寒问暖。大夏天他看到教授讲课汗流满面，赶紧命令校工送上毛巾给他们擦汗，后来曹锟还想法在教室里装了土空调——一个装了冰块的铁柜。为了教育大家尊师，曹锟有时还会给学生训话，训话的内容绝对深刻：“这些教授都是我辛辛苦苦请来的，谁敢对教授不礼貌，我就要他的脑袋！”
直隶虽然财力上没有东北阔绰，河北大学的教授每个月也能拿到足足两三百块大洋，这比曹锟手下师长旅长的工资还高。就这样，曹锟还是感到惭愧，发工资的时候，得让行政人员把大洋用红纸包好，用托盘托着，以一种举案齐眉的姿势奉上，一边赔罪：“你们这样用脑子，每月那点钱，还抵不上你们的血汗呢。”
公立大学之外，为数众多的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大学）撑起了民国高教的半边天。由于缺少来自财政的支持，大多私立大学的办学经费来源于学生的学费以及社会的捐款，先天不足导致其在待遇上普遍比公立大学要低一等。但私立大学的优点恰恰是没有私心，学校无论多么困难都会优先保障教师的生计，哪怕砸锅卖铁借高利贷。教师生病后为了节省开支，以各种借口将其辞退的行为，在民国的私立大学中是从来不会发生的。
1939年，政治学家萧公权受光华大学成都分部副校长薛迪靖之邀来校任教。薛迪靖代其在光华附近的铁门坎租赁农家房屋，其后又将其接入新建的“六三别墅”。萧公权得以安心在光华任教八年，完成了大作《中国政治思想史》。
陈序经的父亲白手起家，在新加坡经商致富，但老爷子并不希望儿子走自己的路，他一辈子留给儿子两大告诫：一是不做官，二是不做生意。陈序经恪守庭训，人格世所共赞，他一辈子只有在当岭南大学校长时候为教师待遇破过戒。为了保证岭大教师能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按时发工资，陈序经曾利用开学时的学费购入物资储存，需钱用时再放卖出去保值。
因此，私立大学虽然收入不高，相比公立大学却稳定得多。不少私立大学的名师拒绝了公立名校的邀请，放弃了公办学校的优厚待遇，甘心一辈子扎根私校。吕思勉自从在光华大学执教以后，25年从未挪步，直到随光华并入华东师大，这在流动非常频繁的民国学界是非常罕见的。严耕望将吕思勉和陈寅恪、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四大史学家”，吕氏的学术成就并不在那三家之下，然而今日之声光却黯淡得多，吃亏就是长期呆在光华。光华以商科见长，历史系远不如北大、清华等校，也就没有那么多的高徒来捧自己。
最令人敬佩的是，一些校长在困难时期，在无力更好地改善教师福利的情况下，能够主动降低自己的待遇甚至将自己份内的待遇转让给教师。
浙大遵义时期，竺可桢带头过苦日子，以示公平。他自己家里经常吃的是陈米，以至于墙上常常爬满了米蛀虫，甚至有一年春节过年吃的都是霉米。冬天取暖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浙大只有校长办公室可以供炭生火。竺可桢没有办法让每一个员工都烤上火，他的应对之策是自己也不生火，在办公室宁愿生冻疮也不取暖。其主持下的浙大，没有一个人因为待遇的问题选择离开。
抗战胜利后，教授们并没有过上理想中的好日子。由于物价飞涨，凡是拖家带口的，日子普遍过得苦不堪言。吴有训执掌中央大学时，按照校长特供，可以独自享受设备齐全的洋房官邸。他却将之让给了其他教授住，自己带领全家七口人挤在一幢小楼楼下的二间房里。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二
掌故大家郑逸梅《艺林拾趣》里面记载了一件事，国学大师柳诒徵清末在两江师范学堂执教，当时为尊师起见，一般每月束脩（工资）例由会计亲送教师，可是两江师范会计却没有遵从这个社会习惯，要教师自己去领。本来领钱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为此走动走动也无关紧要，柳诒徵却认为此举有伤师道尊严，竟然长达一学期不去领薪。到了学期末，柳诒徵坚决请辞，监督（校长）李瑞清固留不允，托人询问原委，这才得知实情，于是痛责会计，向柳老再三道歉，好不容易将他挽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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