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
师之大者，为国为民
一
1931年9月18日晚，一声响亮有力的婴儿啼哭划破北平清华园的夜空，清华物理教授吴有训的大儿子出生了。天亮之后，吴有训知道了日本在中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他对妻子说：“如果我们不警惕和反抗就有灭亡的危险，孩子生在这个时候，就叫他惕生吧！”
国难深重，吴有训时刻思考为增强国防出力，由于真空管技术在无线电传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特地借赴美休假机会专门调查制作真空管工艺，并带回几箱仪器在清华开设相关课程。正是在吴有训和叶企孙的不懈努力下，为国防需要而筹建的清华金属物理研究所和无线电研究所终于在1938年清华西迁昆明时成立了。
西南联大时期的吴有训已经是四个子女的父亲了，他的小儿子取名再生，蕴含了民族浴火重生的美好愿望。战争到了最艰苦的时候，惕生突然患病，非手术不可，丈夫抽不开身，夫人独自带着惕生穿越战火跋山涉水回北平治疗。妻子走后，吴有训只好又当爹又当妈。有一次再生患了严重的牙龈脓肿，不得不去城里治牙。吴有训背着4岁的再生，一手牵着6岁的女儿希如，走过漫长而崎岖的山路，一路上时不时遇到日本飞机轰炸，走一阵躲一阵。
这幅画面深深地镌刻进小希如的脑海中，几十年后，吴希如谈起当年的情景仍然鲜活而生动。这位名满天下的大教授，就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下坚持科研，除了教学之外，还亲自担任金属所所长，为我国培养了一批极为可贵的高级专业科学人才。
当吴有训在西陲的实验室里摆弄真空管的时候，其清华物理系的同事周培源正躲在自家小楼上研究一种可以用于打仗的洪荒之力——湍流，通俗一点讲就是空气动力学。周培源学生时代即开始研究相对论，曾经在美国普林斯顿研究所追随爱因斯坦近半年，是唯一一个长时间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过的中国人，他的相对论研究因此独步中国，领先世界，号称“半个懂得相对论的中国人”。
1937年夏，周培源向爱因斯坦辞行，并为他拍照，这也是唯一一张中国人为爱因斯坦拍摄的照片，出于对大师的敬仰，周培源没有选择和他“同框”。然而，回国之后没多久，从爱因斯坦那里学到的东西还没捂热，周培源就选择与相对论疏远，就连女儿周如玲也深感不解。如玲问父亲，为何要放弃自己卓有成绩的相对论研究而转向湍流研究，他回答说：“相对论并不能直接为反战服务。作为一个科学家，大敌当前，必须以科学挽救祖国。”
其实，“九一八”之后周培源就开始思考科学救国的问题了，为此他特意在清华物理系增设了“弹道学”课程，研究子弹打出去的弹道轨迹。钱三强的太太何泽慧有幸亲耳聆听这门课程，清华毕业后，何泽慧赴德留学，毅然选择了柏林高等工业大学技术物理系“实验弹道学”专业，成为该系第一名弹道学专业的外国学生兼女学生。1940年，何泽慧以论文《一种新的精确简便测量子弹飞行速度的方法》获得博士学位。
因为研究湍流，周培源几乎过起了隐士的生活，他的联大同事兼好友陈岱孙写道：“除了固定日期进城上课外，他整天关在小楼工作。我们和他达成一谅解，即便我们来到他的住处，名为做客，我们可以自行游玩、休息，完全不要他下楼操心。他于是就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坚持他的研究工作。”（《往事偶记》）
为了安心研究，周培源把家安在昆明郊外的龙王庙村，这里远离人烟，日机舍不得在这浪费炸弹。坏处是离城里太远，去联大要长途跋涉，为了准时给学生上课，周培源买了一匹高头大马，每天骑马上课，风雨无阻，一度他“达达的马蹄声”成了联大一景。可惜后来马饲料实在买不起，只好“秦琼卖马”，挥泪大甩卖，换了一辆自行车。
身处时代湍流，却能八风吹不动，这样的从容必有信仰的支撑，钱穆的信仰正是民族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为把由此带来的中国不会亡之自信传导给年轻一代，1938年秋，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钱穆接受同事陈梦家的建议，“为全国大学青年计”，“为时代迫切需要计”，来到了距离昆明七十公里的宜良岩泉寺，开始写作他的《国史大纲》。
《国史大纲》序言中指出，“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浓厚之爱情，必先须使其国民对国家已经之历史有深厚之认识”，“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书中，钱穆明确指出了中国必胜的理由：站在历史的高度上回望，决定战争最终走向的核心并非武力，而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力、生命力、道德力。
1940年6月，《国史大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随即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为全国大学用书，迅速受到爱国青年知识分子追捧。由于《国史大纲》在南方出版，北方一时没有货源，饥渴的青年们不惜动手抄书，一时洛阳纸贵。许多大学学子读了《国史大纲》后，消解了原本悲观的情绪，找回了中国一定赢的信心，不少人还因此走上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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