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业
学者死于讲坛
一
国学大师钱穆备课之认真在杏坛已经是罕有其匹了，他著作等身，而很多著作其实就是讲义整理而来，可见讲义写得多么详细！然而，就是钱穆自己，在见识了吴宓怎样备课之后，也要自愧不如。
钱穆曾经在南岳和即将成为联大同事的吴宓共处一室，他在自传中记下了吴宓备课的情形：“当时四人一室，室中只有一长桌。入夜雨僧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提要，逐条书之，有合并，有增加，写成则于逐条下，加以红笔勾勒。雨僧在清华教书，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上课，其严谨不苛有如此……翌晨，雨僧先起，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撰写各条，反覆循诵，俟诸人尽起，始重返室中。余与雨僧相交有年，亦时闻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深识其人，诚有卓绝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如此严苛的备课，使得教授们在对授课内容的掌握上，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唐振常回忆当年听吴宓讲课曾有这样的记述：“先生讲《西洋文学史》，不用讲义，从头到尾，以英语讲述，不看一本书一个字，熟极而透。”（《半拙斋古今谈》）类似的情境，是吴宓弟子们的共同记忆。
“熟极而透”，燕京教授邓之诚也有这样的功夫。在他开课的领域之内，你问他某本书上的内容，他不仅能马上答出来，还能立即告诉你在哪一卷哪一页，让弟子们佩服得无以复加。邓之诚不仅备课认真，课前还有一个短暂闭关的习惯，“在上课前不见客，不理事，一人静坐半小时至一小时，聚精会神作为上课的准备”。他上课从不带讲义，“既上课，口若悬河，一泻不止，遇到必须引用史书时，则随讲随写，拿粉笔在黑板上用端正行书写出，而且是一大段一大段地写出，既快又准确，一丝不苟，很少出错”。（邓嗣禹、周一良、王钟翰《邓之诚先生评传》）
备课备到极致，上起课来行云流水，不仅能“行于所当行”，甚至能做到“止于所不可不止”。
史学家中，雷海宗的记忆力是上过其课的弟子们无不极力称道的：“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先生，我上过他三年的专业必修课。在我的印象中，雷先生不但非常博学，而且记忆力非常了不起，上课没有底稿，也从来没有带过任何一片纸，可是一提起历史上的某某人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或某件事发生在哪一年，他全都是脱口而出，简直是神奇。”（何兆武《上学记》）“他记忆力极强，从不带讲稿，但讲课极有条理，深入浅出，内容丰富，生动活泼，计时精确，引人入胜，人名、地名、史实年代准确无误，深受学生欢迎。”（《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雷先生博闻强记，上课从不带讲稿，连卡片也没有，只有粉笔一两枝。但如前面所说，他讲课极有条理。最使我惊讶的是：每节课结束时，恰好讲完一个题目。下次课开始时，正好接着上次的内容来讲。”（齐世荣《一代名师——雷海宗先生》）
值得注意的是，何炳棣、齐世荣等人都在惊叹雷先生记忆力惊人的同时，提到了他上课“有条理”“精确”的特点。对于这一点，齐世荣终于在多年的教学生涯后大彻大悟：“当时我年轻，只觉得这是由于雷先生记忆力过人的缘故。今天在我自己有了多年的教学经验以后，我觉得雷先生上课前一定要把所讲的内容在头脑中‘过一遍电影’，先讲什么，后讲什么，以及讲到什么地方，等等。否则，纵然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也不可能把时间安排得那样准确。这说明，雷先生对教学是十分认真的。”
雷海宗并不孤单，上课有如此火候的，多有其人。如任继愈笔下的西南联大经济系主任陈岱孙：“上课前一两分钟陈先生已站在黑板前（西南联大新校舍没有讲台），上课铃响，他开始讲课。这一点，别的老师认真去做不难办到，难得的是陈先生讲完最后一句话，恰恰是一定段落。下课铃也响起来。同学们对他的讲课艺术既惊叹又欣赏。”这样的“讲课艺术”同样有赖于背后的辛勤付出，有诸位陈氏弟子作证，蔡麟笔云：“岱孙先生每授课前皆预作准备，定稿后，复重复校正，背诵成文。对时间之掌控，尤分秒不忒。故能滔滔不绝，而条理分明也。”侯舒华道：“每当我走进图书馆，陈教授已先在他经常坐的座位上阅读、写字了，从未间断过。很晚我才回宿舍，教授和他同去的人也相继离开。看来教授们比学生还用功，所受艰辛更非一般人所能体会的。”（《岱岳长青：陈岱孙纪念文集》）
再如老交大数学教授朱公谨不带手表不看时钟，每次上完课把粉笔一扔，仿佛触动机关，下课铃随之响起，妙到毫巅，其粉笔堪称“神来之笔”；交大物理名师赵富鑫也非常了得，1939届学子傅景常《交大求学杂忆》中道：“赵富鑫对物理课程滚瓜烂熟，无书无稿，只发讲义，一边滔滔不绝地讲，一边笔走龙蛇地写板书，每当4块黑板写完，就会听到下课的铃声，课课如此，从不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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