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
有一种亲情叫过去的老师
一
当下的教师与学生之间正在变得越来越陌生，分别多年后的师生路上相逢不知曾相识是很常见的现象。更有甚者，正在教的师生擦肩而过都彼此无视，可谓“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不了解学生，又怎能教好学生？陈大燮是中国热力工程学先驱，先后任教于浙江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他学识渊博，治学认真严谨，讲课条理清晰、引人入胜，深受同学们欢迎。学生更为激赏的是他快速记住学生名字的绝活，其重庆中央大学时的弟子韩荣鑫写道：“第一天上“热工学”课，陈先生就按名册将几十名同学逐一点名，按序起立应到、坐下。殊不料以后上课时，陈先生都径直呼同学之名发问，无一差错，令人钦佩之至。”
更了不起的是，20多年后，韩荣鑫从甘肃到北京参加第三次全国人大，和陈大燮久别重逢，两人一对眼，陈大燮马上就说：“韩荣鑫你也来了？”这下韩荣鑫彻底服了：“我毕业20多年一直没有和他联系过，还能一下叫出多年前学生的名字，堪称记忆超人！”
其实，韩荣鑫只是抓住了表面现象，即使一个人记忆力再强悍，如果不够用心的话，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记住这么多名字。当一个人极其专注的时候，记忆力是可以瞬间提升很多倍的。从这么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陈大燮对学生是如何上心了！
1936年毕业于清华经济系的张骙祥亦撰有《岱孙师超人的记忆力》一文。文中提到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的朱应庚50年没有和自己的老师陈岱孙见面，结果50年后两人甫一见面，90多岁高龄的陈岱孙就指着他说：“你是朱应庚嘛！”让张骙祥不得不佩服恩师的超级记忆力。
需知超级记忆力往往是有选择性的，金岳霖是连自己名字都曾忘记的人，然而，对于学生的名字他却能熟记在心。欧阳中石入北大哲学系时，金岳霖为系主任，平时只有开会才会相见，金岳霖却能在路上叫出他的名字。而后，金岳霖不过在欧阳中石毕业实习给他当过短暂的一段时间的导师，可30多年后两人再见面，金岳霖仍然清楚地记得欧阳中石的名字和他学生时代干过的那些囧事。
几十年的时间，人的容貌或多或少都会发生一些改变，纵然拿着照片比对，也未必能够一下子认出来。这不仅是超级记忆力，更是父母寻找到失散多年的子女时的眼力，非有大爱不能成之。
清华教授中有著名的三大光棍，合称“清华三孙”，即叶企孙、陈岱孙、金龙荪（金岳霖字龙荪）。他们都一生未婚未育，把所有的一切献给了教育，其对学生关爱之切，证明了学生在他们眼里就是自己的孩子。其中尤以叶企孙为最，他有一个小本子专门记录学生的情况，号称比学生更了解学生，是以能因材施教，从他门下走出79名院士，23名“两弹一星元勋”过半是他的学生。中国现代科学人才培养之成功，无人能出其右。
我们现在的师生关系往往局限在教室的一隅之内，出了教室，那就是江湖路远，不必相见，时间一久，自然也就相忘于江湖。相比之下，民国师生关系之亲密，让今人羡煞。
在民国，学生往老师家跑是家常便饭，或论学问，或谈生活，几乎没听说哪个老师会因此不耐烦而将学生拒之门外。杨树达1937年起在湖南大学任中文系主任，其弟子王显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师生其乐融融的美好画面：“我每次去请益，先生总是竭其所知，不蔓不枝，循序诱诲。直到无复可问，自动告辞，先生才起身相送。在我，始终像是沐浴在春风化雨之中。在先生，也始终像是得到訚訚侃侃之乐。”（《怀念杨师》）
哲学家冯契《忆在昆明从汤用彤先生受教的日子》里，提到自己在西南联大就学时，常常到汤用彤家里谈玄论道，一次谈得高兴，不知不觉天黑，师母进来说：“你们也不点个灯，黑洞洞的，谈得那么起劲。”两人哈哈大笑，“有时，谈得兴致来了，一直谈到夜阑人静，我踏着月色从田间小路归来，确实觉得体会到了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好一幅民国版的“春风舞雩”图！
即使像张奚若这样敢当面顶撞蒋介石，“望之俨然”的老师，对学生也是“即之也温”：“张先生对学生非常亲近和蔼，你可以一直坐在张先生家里谈上三四个钟头。”（《联大八年》）
反过来，老师也常常主动“下放”，与学生打成一片。如阮毅成回忆其在中国公学的生活：“同学找老师，至为方便。教师也经常到学生房间中来，随便谈天。校中规定晚上十点钟熄灯，但师生常常借着月光，或燃上一只小蜡烛，一面剥花生米或橘子，一面谈笑不已。有时候就在没有月光也不燃蜡烛的情况下，在黑暗中争论问题，相互辩难。”（《私立中国公学》）
正如剑桥的下午茶一样，课后的交流更容易在轻松的氛围中产生思想的火花，只是频繁的课后互动使得老师们要额外花费巨大的精力。我们也可以将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比为“手工作坊”式，虽然没有机器流水的高效，但每一个作品都是精雕细刻，一出品必是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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