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大家对于规则的破坏者深恶痛绝，这些人的下场通常不会太好看。
上海交大招生以公正著称，只要成绩合格，“虽家徒四壁，亦大加欢迎”；若是考分不够，“虽豪门巨绅，亦拒诸门外”。1923年，交大校长卢田炳私自免试收取数名学生，结果招来全校师生一致抗议，将他赶出校门。
张奚若当西南联大政治系主任的时候，系里有位教授为了逢迎某位政要，在考试的时候对这位政要的子弟故意放低标准予以通融。尽管这位教授向来为张奚若所器重，但张奚若知道这件事后，立即将他解聘，让他下一学期不用来了。
二
民国政界生态环境如此脏乱差，教育居然可以遗世独立，成为一片净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毋论别的，民国那么多的大学校长，几乎没有谁是因为贪污腐败下马的。与之相反的是，他们往往克己奉公，甚至放弃自己作为一个校长本应得到的权益。
以故，民国大学最大的幸运之一，就是诞生了一批具有牺牲与奉献精神的校长。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被后人尊称为民国三大校长，他们的事迹告诉世人，校长之大不仅在于立功，更在于立德。
1930年秋，曾以巨资慷慨捐助南开办学的少帅张学良前往天津拜访张伯苓，当他发现这位名满天下的大校长住的竟是如此寒碜的一所陋室时，大为震撼。以致晚年有人问张学良谁是年轻时候对他影响最深的人，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张伯苓。张伯苓好歹还有自己的房子，蔡元培当了那么多年北大校长，竟然都在“北漂”，一直租房子。其七十大寿前夕，忍无可忍的北大师生打算集资为他在青岛买房养老，终因战事爆发未能实现。
蔡元培当北大校长的时候小汽车已经开始成为上流社会的标配，就连一些先富起来的北大教授也纷纷踩着油门去上课，但蔡校长每次到校仍然乘坐老式的马车；张伯苓除非特殊情况，到南开一般也是走路，如果因公出差，他总是坐三等车厢，住最便宜的旅店，由于这些低档旅店里多臭虫，他出门总要随身携带灭虫药。
梅贻琦甫任清华校长，就主动放弃前任校长享受的免交电话费、免费雇家庭帮工、免费拉两吨煤等特别待遇。七七事变后清华西迁，梅贻琦刚到昆明，就辞退司机，将个人专属的小汽车拿来公用。1941年7月，梅贻琦准备从成都乘机到重庆，转道回昆明，忽然听说有个乘邮政汽车的机会，比起乘机，可以给公家节约200多元。虽然路上免不了长途跋涉和颠簸之苦，他还是毫不犹豫地退掉了飞机票。在联大，梅贻琦和下属们一起到集体食堂搭伙，“经常吃白饭拌辣椒，有时吃菠菜豆腐汤就很满意了”。
清廉至此，导致三大校长最后时刻陷入“比惨”的境地。蔡元培在香港去世的时候，家里连医药费一千多元都掏不出，还是友人代筹的；张伯苓晚年全靠儿子赡养，去世时基本“三光”，无房无地无钱，口袋中仅有6元7角钱。梅贻琦病危住院和殡葬花费也是靠校友资助才得以完成，他后半生一直掌管巨额的清华基金，却没想到为自己谋一分私利。梅贻琦去世后，人们打开他病中一直携带的一个箱子，里面全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一笔，分毫不爽。
这般牺牲与奉献精神当然不止出现在三大校长身上，纵观民国，许多校长们的作为，俨然已经成了一种不约而同的集体自觉。
马君武担任广西大学校长时，给自己定的工资只有二百元，低于校内的一般教授。1939年，广西大学改为国立大学，迎来发展壮大的时机，却苦于师资不足，马君武令金陵大学毕业的儿子马保之回来支援，并为他定了一百二十元的月薪。这在同等资历的教员中是最低的，保之闹情绪，马君武开导他，说你作为广西人，理应为家乡尽点义务。1934年，马君武前往香港为学校采购一批教学仪器。按照惯例，卖方德商洋行问他要多少“回扣”，马君武一听勃然大怒，令商家将回扣款全部纳入总账，用来购买仪器。
王星拱当武汉大学校长的时候，绝不允许亲属染指校内的一草一木。有一次，王星拱的女儿顺路跟着他的司机进城上学，王星拱知情后非常恼火，不但严厉地训斥了女儿，还坚持向学校补交了车费。武大搬到乐山后，他干脆把轿车也卖了，每日坐黄包车上下班。战时生活艰辛，王星拱家里也一贫如洗，可是他为了使更有需要的学生得到照顾，坚决不让自己的子女申请贷金，结果女儿的文凭竟因拖欠学费一直没有领到，至今仍保留在武大档案馆。
1949年7月，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赴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的世界教育大会。行前，熊庆来向教育部申请了一笔经费，打算利用出国之机为云大添购学术书籍，数额折合1000美金。熊庆来到达巴黎不久，大陆解放，江山易代，逃往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已经不可能关注这项经费的去向。而此后滞留法国的熊庆来既无经济来源，又因脑溢血突致半身不遂。然而，即使在穷病交加的情形下，熊庆来始终没有将这笔款项的一分钱挪为私用。1954年，一位在法进修的云大医学院毕业生返国，熊庆来将这笔钱所购得的图书交给他带回，嘱托其转交云大。1957年，熊庆来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得以回国，他打听的第一件事就是这批书籍的下落，得知云南大学已如数收到时，才如释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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