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与众不同的。
后人读宋史，无不咬牙切齿于宋高宗对金的妥协。若站在国家的立场考虑，皇帝在岳飞连战连捷、有望收复中原失地时召回军队，实是错失良机。可是这不是皇帝的思路，皇帝考虑的事情要多得多。
我们且不说宋高宗有没有光复失地的雄心壮志，先从皇帝的角度来看看，他在担心什么呢？
其一，他担心打不赢金国，把金国给惹火了。当初宋钦宗不也自以为能挡得住金兵吗？结果怎么样？他与太上皇徽宗都当了金国的俘虏。且不说徽、钦二帝，就是高宗本人也差一点当了金人的俘虏。当初兀术南下，把他从内地追到海边，从海边追到海上，只差一点点他的下场就与二帝一样了。战争总是有风险的，只有议和，他在龙椅上才坐得舒服。
其二，打败金国，收复失地又怎样呢？南宋爱国志士们总念叨着要“光复中原，迎回二帝”，现在二帝中的宋徽宗、也就是宋高宗的父亲已经死了，他哥哥宋钦宗还在过着战俘生涯。打败了金国，势必要迎回宋钦宗，两个皇帝怎么并存？到时谁来当皇帝？你们这些臣子只会叫嚣着迎回先帝，可谁为朕考虑过呢？
其三，只要战争还在继续，那些手握兵权，镇守一方的大将，就是皇帝的心腹大患。大宋的传统，就是严防军人权柄过重以威胁到皇帝的统治。南宋中兴诸将不仅都有一支自己的军队，而且其军队几乎只听命于统帅，带有私家军的色彩。岳飞的部队不是被称为“岳家军”吗？试想想，这些手握兵权的大将，万一哪天不爽了，要把皇帝打倒在地，那岂不是举手之劳吗？
以上所述的三点，作为皇帝，宋高宗最担心的是最后一点，即武将权柄过重，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因为金国的威胁虽大，但南宋也不再是当初那个任人欺负的熊样了；钦宗若生还怎么办，那也不是迫在眉睫的事。武将们的威胁却是近在咫尺，五代时军人政变的故事会否重演呢？这才是皇帝最关心的事。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何以历朝历代都出现屠戮功臣之事？这些在战场上出奇制胜的武将，就是皇帝手中一把锐利的刀，若不能控制自如，那么刀锋将伤到自己，甚至命丧刀下。这就是皇帝的逻辑。
此时南宋兵权，集中于几位中兴名将之手，分别是岳飞、张俊、韩世忠、吴璘（吴玠已去世）、刘锜等人，另一位中兴名将刘光世因病于绍兴七年卸去兵权。这几位中兴名将里，吴璘远在西北，自然对皇帝威胁不大，刘锜是后起之秀，根基尚不够深。故而在皇帝眼中，岳飞、张俊、韩世忠这三人，才是心腹之患。
事实上，武将权柄过重，很早就引起朝廷的注意了。
张浚为相时，他就认为这些武将久握重兵，故而想将兵权收归于督府，但还没来得及实行便罢相了。赵鼎继任宰相后，考虑以偏将、裨将分主将之权，以起到制约作用。可是张浚、赵鼎的手段，都远远不如秦桧高明。秦桧之所以得到皇帝的器重，是他太了解皇帝的心思了，于是献上妙计以罢诸将兵权。
绍兴十一年四月，宋高宗依秦桧之计，任命张俊、韩世忠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表面上是对三人的升迁，实际目的是把他们调离自己的军队，解除兵权。
说起打仗，岳飞固然在中兴名将中首屈一指，但若论玩政治，他绝对是菜鸟。同为中兴名将，张俊政治敏感性高，他马上意识到皇帝与秦桧的真正用意乃是要压制武将，武将的时代已经过去，他要未雨绸缪，为自己铺条后路。于是张俊率先向朝廷表示，愿把自己的部队归隶于御前军，而且力主议和。张俊的表态，乃是投秦桧之所好，自然得到其赏识并引为同党。
与此同时，张俊与岳飞的关系也在恶化。张俊曾是岳飞的顶头上司，在平乱战争中俩人一起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但是后来岳飞的声望渐隆，战功也在张俊之上，这引起他的嫉妒。两人入枢密院后，张俊主和而岳飞主战，立场截然不同，关系愈加恶化。两人在巡抚楚州时，张俊主张修城，而岳飞志在收复中原，不赞成修城这种单纯防御的策略。
在罢除中兴名将兵权的同时，秦桧乃谋求与兀术议和。
兀术本是金国强硬的主战派，但在顺昌之战、郾城之战中被刘锜、岳飞打得大败，也不得面对现实。南宋军力已是今非昔比，若自己一意孤行，恐怕是捞不到多少好处，不如通过议和，攫取实利。于是兀术向秦桧提出一个苛刻的条件：“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
只有先杀岳飞，以表和谈诚意，金国才愿意与南宋谈判。
这岂非是要让南宋自毁长城？
但秦桧居然接受了，他要设计置岳飞于死地。
七月，秦桧指使右谏议大夫万俟卨诬告岳飞：“枢密副使岳飞，爵高禄厚，志满意得，平昔功名之念，日以颓废。”并称岳飞在金人进攻淮西时，逗留不前。高宗皇帝也因为岳飞反对在楚州筑城而不满，认为“飞意在附下以要誉，朕何赖焉？”志在收复中原，在皇帝看来，成为“沽名钓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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