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农业“三产化”阶段的制度创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粮食金融化与我国粮食安全战略研究”（批准号14BGJ048）、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作为国家综合安全基础的乡村治理结构与机制研究”（批准号14ZDA064）等项目阶段性成果。作者为温铁军、高俊，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第48期。】
2015年1月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了我国农业现代化面临的重大挑战，同时强调要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道路，由生产导向转为消费导向。这对于以往更多注重“二产化”的农业产业化而言，是更为丰富的“三产化”发展的创新思维。
一、农业现代化的阶段性政策演化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我国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政策演变先后经历了“一产化”、“二产化”两个阶段，现在进入消费主导的“三产化”新阶段。
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战略方针是1956年正式提出的，主要是在国家工业化背景下推进农业作为第一产业的基础性发展，目的是通过扩大土地规模化种植实现农业机械化，促进工农两大部类交换，巩固工农联盟，完成从农业农村提取城市产业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性任务。为此组建了高级社，以乡为单位集中土地以承载拖拉机下乡。这可称为服务于城市工业化的农业“一产化”阶段。1958年，农村集体经济在发展和更名为“人民公社”的同时，国家把涉农的中小企业权利下放到乡镇级，大办“五小工业”，以承载更多城市工业品下乡，有效地提升了农业的装备系数和技术贡献。20世纪90年代的“农业产业化”，最早形成于山东潍坊等地商品化农业发展经验，主要是借鉴泰国正大模式的“公司+农户”推行“产加销一条龙”。
但1997年确立农业产业化之后的改革安排，包括全面上收涉农的第三产业。金融业方面的主要措施有：1998年农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的法人地位被提为国家一级，信用社法人地位被提到县市级。与官方金融保险等高端三产退出农村几乎同步的是高利贷崛起，农业承受双重风险的情况更加严峻。这导致了“二产化”困境。
二、农业产业化面临重大挑战
一是根据“要素再定价”规律可知：由于符合农村外部资本要求的土地规范流转的占比很低，导致能够用于支付农业资本化的成本所必需的绝对地租总量并没有明显增加。就在同期，加快城市化造成农业生产力诸要素更多被城市市场重新定价，在这种“外部定价”作用下的农业“二产化”所能增加的收益有限，根本不可能支付已经过高且仍在城市三产带动下攀高的要素价格。于是，农村的资金和劳动力等基本要素必然大幅度地净流出。劳动力老龄化更表明，农业竞争力丧失殆尽。这说明，中国并不例外于东亚各国农业现代化都遭遇到的普遍困境。
二是根据“资本深化”规律可知：农业产业化内涵性地体现着“资本增密排斥劳动”，即同步带动农业物化成本的不断增加。改造传统农业带来的相应后果，则是在过去兼业化综合性村社合作社经济通过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条件下，大部分的经济作物、畜禽养殖还能产生附加值，可是，一旦交给产业资本开展大规模“二产化”的专业生产，就纷纷遭遇生产过剩；单一品类生产规模越大，市场风险越高。如今，一方面是倒掉牛奶、蔬菜烂在地里、水果留在树上的情况比比皆是；另一方面则是在城市食品过分浪费的消费主义盛行情况下，大部分规模化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仍然几无盈利，中小型企业甚至债台高筑，转化成银行坏账。
三是根据“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规律可知：追求资本收益的农业经营都会造成“双重负外部性”——不仅带来水土资源污染和环境破坏，在最难治理的面源污染中，农业的贡献早已超过工业和城市，成为第一大污染源，而且使食品质量安全进一步恶化。正由于“双重失灵”，愈益显著的“双重负外部性”不断演化为严峻的社会安全成本风险。
这些对中国农业做产业化改制陡然引起的变局，值得在国民经济从高涨期进入新常态之际认真总结。例如，现行体制下国家维护粮食安全的保护价和物流库存补贴等政策，客观上提升了库存占消费的比重，加剧了国内粮食综合成本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矛盾。由此看，需要结合三农综合发展推出制度创新。
三、缓解农业产业化困境的制度创新
农业“一产化”和“二产化”这两个产业化不同阶段的政策，集中体现的主要是20世纪工业文明的发展主义思想。21世纪的中国，在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不断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农业产业化正进入一个消费导向的、附加值更高的阶段，那就是农业“三产化”。
之所以叫“三产化”农业，是因为每一个产业层次都会带来要素的重新定价，体现所谓产业升级的内生增长机制。借用级差地租理论来分析，农业“一产化”只能增加绝对地租，“二产化”增加的是产业级差地租，而“三产化”因极大地拓展了被重新定价的要素范围，带来的级差地租增加将会数倍于“二产化”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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