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政府理性与村社理性：中国的两大“比较优势”
【本文是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作为国家综合安全基础的乡村治理结构与机制研究”（批准号为14ZDA06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第一作者为何慧丽；第二作者为邱建生，第三作者为高俊，第二、第三作者均为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管理博士研究生；通讯作者温铁军。本文初稿是前三位作者在2014年暑假期间研读《八次危机》和《解读苏南》时形成的读书笔记的基础上，由第一作者起草成文，后由通讯作者温铁军修改并定稿。本文原载于《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06期。】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发达国家主导全球化发展的社会变迁现象，体现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在全世界扩张的历史过程，其以军事和金融霸权内在结合而在全球获利的经验是不可复制的；但西方现代化却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参照的目标——在工业化发展中试图走西方模式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数千年未曾中辍过传统文明的古老民族国家，若从其实体经济总量看，业已发展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中国之不同于西方的经验到底是什么？假如我们承认现代化实际上是以国家总体上实现工业化为主的一系列制度配套过程，那么，我们就可以去掉意识形态化的种种说辞，仅从“理性”这一角度来看中国所构建制度的所谓“比较优势”，这有可能对现代化制度变迁及其路径选择的研究具有启发价值。本文对已经引起关注的两大比较优势——政府理性和村社理性的对立统一关系，及其在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及产业扩张中的相辅相成作深入分析。前者是从中国工业化的组织保障特点上而谈的，后者是从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础单元特点上而谈的。兹分而述之。
一、中国现代化的“比较优势”之一：关于政府理性的分析
关于政府理性，大多侧重于从政治学视角进行研究，比如“政府理性是指政府整合国家与社会的机制与能力”，认为“权力型”的政府理性应向“权利型”的公共理性转变【史云贵：《从政府理性到公共理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性路径分析》，《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6期，第65~70页。】； “所谓政府理性……对后发展国家而言，它包括三个主要内容，即政府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明确目标性，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政府政策的连贯性”【李晓：《经济发展与政府质量》，《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1期，第43~44页。】；也有认为政府理性是指其“权力型”，这个“权力型”的政府理性应向“权利型”的公共理性转变。而本文所指的政府理性，主要是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追赶现代化进程中政府直接参与配置资源的经验来做归纳演绎。
市场与政府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相对于自由市场理论所强调的市场均衡发轫于个体化的理性经济人的概念而言，中国人所经历的是经济领域中的政府理性生发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是工业化原始积累的主导力量【温铁军等：《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3年。】；政府是国民经济体系的内在的参与者，而不是外在协调者，因政府行为以“出于利益考量在经济领域直接行使‘进入权和退出权’为特征”【温铁军等：《解读苏南》，苏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是谓“政府理性”。
中国的现代化成绩之所以令人瞩目，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实质是中国政府在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及产业资本发展阶段，借其组织动员能力及财政能力而达成的中央工业化和地方工业化的过程。政府不是“裁判员”，而是直接国际竞技场中与本国“运动员”整体利益一致的“教练员”。
（一）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集体化和单位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面临着从晚清到民国社会政治解体与社会解体相结合的“总体性危机”，国家为了集中动员稀缺、分散的社会资源以投入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性领域，落实赶超战略，实现计划经济，在工业化过程中，主要是城镇地区各实体部门，实行了单位制。单位制自20世纪50年代初兴起，在计划经济时代成为国家管理和控制城市社会的主要组织形式。纪乃旺认为单位制特征有三：经济资源和制度性资源的垄断性，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结构的稳定性（参见纪乃旺：《当代中国单位制的形成及其特征》，《经济导刊》，2011年第30期，第13~15页）。田舒则认为单位制的特征有二：一是个人依附于单位，个人的一切权利来源于单位；二是单位是国家对社会进行直接行政管理的组织手段和基本环节（参见田舒：《从全能主义到后全能主义：政治动员模式的变迁》，《理论界》，2013年第4期，第21~24页）。张荣则认为单位制体现了全能主义的政府以政治动员的形式调配社会资源的过程，是计划经济时代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基石（参见张荣：《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与单位制基础的消解》，《学习与探索》，2007第2期，第53~56页）。】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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