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谨防当前国际外部性风险叠加国内社会动荡
【本文作者为薛翠等。】
一、引言
发展中国家首要的安全问题是面临着全球化挑战下的严峻的国际外部性风险叠加国内内生性风险的复杂挑战。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和政策调整，通过全球资本和商品市场传导给发展中国家，加剧了一般发展中国家内部本就紧张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并越来越多地从根本上危及国家政治安全【参阅董筱丹、薛翠、温铁军：《发达国家的双重危机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转嫁》，《红旗文稿》，2011年第21期，第4~9页。】。
根据外部性风险内部化理论，从历史经验看，乡土社会因客观上具有“风险对冲机制”和“稳定器”功能，因而仍然是当前应对全球化风险叠加的挑战下发挥“政府主导”和“人民主体”作用的最佳领域；当前急需在构建乡村良性治理结构和创新乡村治理机制的基础上，强化乡村“外部风险内部化”功能，据以构建国家综合安全体系，使国家安全宏观战略具有有效落实的微观基础。新中国的真实经验证明这一假说【参阅温铁军：《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3年。】。
发展中国家的内生性风险是由殖民历史包袱与现代工业化政策所产生的。
根据市场失灵理论，很多发展中国家至今无法改出殖民时代资源输出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国家财政收入长期依赖出口初级原材料，由此承受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此外，由于仿效西方工业化，引进外资及外债，加之农地私有化制度条件下被福特主义大农业及其配合的资本深化造成大量农民失地，涌入大城市贫民窟导致一方面城市化率过高，集结贫穷与动乱；另一方面城市完全无产的绝对贫困人口生存开支伴随物价上涨而不得不要求提高贫困标准（近年来4美元/日人均收入），也造成劳动力价格上升本地劳动力资源难以形成比较优势。【参阅温铁军：《“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双重困境下的三农问题》，《读书》，第22~29页。】
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基础薄弱收益低下无力支撑高成本的现代化上层建筑，外部主体进入乡土社会遭遇组织涣散产生的交易费用难题，官方法制需要的正规治理缺乏组织载体；一般都导致治理主体缺失。
根据政府失灵理论，越是现代化政府越是债务缠身，越是依然受制于本国乃至跨国资本的操纵，故城乡社会共同抵抗外部风险的基础均十分薄弱。【董筱丹、薛翠、兰永海、温铁军：《发达国家全球金融资本与现代化政体的双重危机》，《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第15卷第6期，2011年，第82~85页。】
二、当前国际外部性风险引发国内社会动乱
王小强曾经指出，发展中国家摆脱不了现代化“三部曲”的宿命：一为改革开放带来物质生产高速增长，二为金融自由化带来货币经济繁荣昌盛，三为外资抛空带来金融危机。其实，不只金融危机，更威胁其执政权威。“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就是金融危机，顶多恶化成经济危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不仅每次就是经济危机，而且经常递进成社会动乱、政权颠覆、国家分裂。”【王小强：《投机赌博新经济》，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年。】
环顾发展中国家，近两年遭受国际金融资本国家调整策略而引发国内频频发生社会动荡，时刻威胁着执政党的统治权威，例如：委内瑞拉后查韦斯时代反政府示威浪潮；巴西民众街头抗议政府公共福利政策；印度反政府的武装毛派势力扩张、农民自杀率攀升、性暴力罪案剧增；南非矿工罢工浪潮席卷全国；印度尼西亚民众抗议燃油上涨及政府补贴不足；土耳其反政府占领广场运动等。
（一）金融全球化与当前外部性风险增加趋势
1.发达国家缔结货币同盟以自救。
世界体系理论代表人物之一萨米尔·阿明分析，20世纪80—90年代，资本愈益集中于美国、中西欧与日本三巨头里，这种普遍化的垄断系统正是资本集中新阶段的产品，踏入21世纪，普遍化的垄断正在主宰全球经济，控制全球资本主义边缘地区的生产系统，所谓“全球化”，等同帝国主义的新阶段。但当代的帝国主义自我“调节”去适应新时代，并且加紧对五大方面的控制：技术、挪用地球资源、全球货币与金融体系的整合、通信及信息系统与大毁灭性武器。【 萨米尔·阿明：《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内爆》，《政治经济学评论》，第4卷第3期，2013年7月，第201~224页。】
徐以升对全球货币与金融体系的整合的分析，与世界体系理论不谋而合。他认为当今世界从全球化变为全球大分化，世界格局被划分为“中心—次中心—外围”，在“中心—次中心—外围”国际体系与国际货币体系里，是中心向上（美元和美国经济体系）、次中心趋稳（欧元和欧元区经济体系，英、日、加、瑞士等个别发达国家货币和经济体系）、外围向下（绝大部分新兴国家货币和经济体系）的大分化格局。【徐以升：《从全球化到全球大分化》，《第一财经日报》，2014-01-27，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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