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金融资本“无祖国”与做空分析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作为国家综合安全基础的乡村治理结构与机制研究”（批准号为14ZDA064）、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粮食金融化与我国粮食安全战略研究”（批准号14BGJ048）以及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城乡二元结构下改善社会治理研究”（批准号15FXA003）阶段性成果。原文来源于“全球大学网站”，第一作者是温铁军；第二、第三作者薛翠和杜洁，分别是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副教授和助理研究员。本文是根据2015年7月6日温铁军教授视频参加香港的一个形势研讨会的发言整理而成的，已经本人审阅。本文原载于《中国投资》，2015年09期。】
新世纪以来，“产能过剩”（一般称为生产过剩）这个在20世纪的中国很少见到的概念，在官方文件上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多。同期，则是伴随实体产业下滑同步发生的金融资本扩张。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20世纪末期已经发生核心国家从产业资本阶段向金融资本阶段的跃升。由于任何体制下的金融资本扩张都具有的本质上的共性，那就是追求流动性获利而推进经济虚拟化。于是，这些特征得以借助互联网创造的虚拟空间和电子结算瞬间获取巨大利益而被冠以“现代金融”，愈益取代传统银行体系以“存贷汇兑”为主要业务、服务实体经济的性质。也因此，金融全球化是世界上所有可称之为金融资本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基本要求。遂有伴随着全球化而出现的金融资本“无祖国”的投机做空趋势蔓延全球。
中国的银行业在2001年中国加入西方主导话语权的WTO之际，大体完成了市场化取向的改制。接着是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之前完成四大国有银行的股改上市，基本具备了参与金融资本全球化竞争的制度条件。2009年全球危机爆发以后，国内金融资本逐渐异化于实体产业；从2011年国内房地产业下滑开始大规模转向西方模式的金融资本经济。近几年来，加快异化转型的金融资本集团与代表其利益的监管当局大力推出“融资融券”、金融期货、场外融资等一系列利于衍生品发展的交易工具，这为海内外金融资本联手做空中国经济，制造了难得的历史性的机会。
客观来讲，中国的这次“股灾”是一场正在演化之中的、具有金融资本阶段特性的多空大战。尽管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中国官方资本做多与私人资本做空之间发生的一场对决。
一、谁制造了做空中国的机会？
此前，西方金融资本一直在试图寻找做空中国资本市场的机会，已经做了至少5年准备。这从来就是公开的秘密。但做空多年却并不成功，这是因为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的金融资本交易还没有对外开放。此前，中国只是象征性地给了外资QFII政策，由于审批额度很小，投机资本不足以兴风作浪，金融大鳄只能把巨额资金囤积在香港，把港股指数炒到全球最高的25000点以上，反过来又造成香港经济饮鸩止渴地更多依赖资本市场，不断推升其寄生性；而这种寄生性金融资本经济如同美国一样不可能创造就业，遂派生出香港一般年轻人没有前途！于是，各种势力借此社会衰落之机而兴风作浪也就难以避免。本源上不是自由选举或法制问题。
现在看，金融资本集团终于找到了这些年梦寐以求的做空中国、借机抄底的历史性机会。那么，机会是从哪里来的呢？
自从2008年美国政府救市，不断推出超级量化宽松QE以来，金融流动性长期以零利率对外攻城略地大规模扩张。其中，注入期货市场的过量资金推高原材料、能源和粮食价格，意味着向进口国转嫁了通货膨胀。这时候，中国这样的全球最大原材料和能源进口国就造成国内难以抑制的通货膨胀，间接造成国内资金利率上涨，压迫实体经济的利润空间促其衰落。这反过来又使得国内各地官方和民间全都渴求“廉价外资”。于是，对外开放资本市场成为国内新兴资产阶级墙倒众人推一般的改革呼声！演变出类似路易十六改革一样的沪港通、深港通，以及“上海自由贸易区”率先开放海外金融资本等举措。随之，沿海甚至内地中心城市也紧跟上海步伐，跃跃欲试。而多空大战的机会，正是由这些资本项目开放带来的。其实，这些所谓的资本项目对外开放，都与沿海地区强烈要求在体制上实现“去中央化”（de-centralization），以便由地方政府直接对接外资有关。可见，这一次中国全面转向西方金融资本的深改和促进互联网+金融的“新政”，确实给海内外金融资本做空中国制造了一个现实版的“特洛伊木马”。
二、近20年不同做多政策比较
回想2008年，那届中国政府采取四万亿救市措施“做多”还能奏效，原因在于那个时期还没有放开国内金融控制。再回溯到之前10年，1998年，政府总理启动国债投资加强中央调控也是在“做多”，也还有效。同理，也是因为那个时期中央依然严格掌控金融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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