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
大师讲学，就是这样！
一
在民国大学，老师上课大多秉承“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原则，讲什么、怎么讲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以前大学上课注重讲义。有的老师还没上课你就完全知道他要讲什么，代表人物是北大历史系孟森教授。孟森讲课不仅跟他发的讲义一模一样，甚至每次上课前要讲到哪里下课都已经确定好了，方法是他会用自己的拇指插在讲义中间，拇指按住的地方就是休止符。张中行曾偷偷检验过——一字不差！不过孟森的这份讲义了不得，他的《明清史讲义》代表着近代明清史学科研究第一代的最高水平，因此许多学生看了讲义仍不过瘾，还要来听一下原声朗诵。
有的老师是你看了他的讲义就知道他不讲什么。吕思勉的学生虽然也是人手一本讲义，但据其光华大学的弟子们回忆，吕教授上课，凡是讲义有的都不讲，他上课的内容正好和讲义互为补充。
很多老师根本没有讲义，黎泽济《文史消闲录》中提到自己在中央大学的老师沈刚伯和郭廷以，两人上课都不带只纸片字，全靠口授，既跳出书本，又不发讲义，逼得学生一个个变成速记员。
上述几位都是历史学的名师，仅在他们身上，光一个讲义的问题就天差地别。
民国大学老师上课讲什么究竟随意到什么程度，看看下面这两幕截然不同的场景，就可以了然于胸了：
第一种课堂的画风工笔到了极点，仿佛齐白石笔下的昆虫，纤毫毕现。急性子的同学慎入，否则保证你上课上得头撞墙。
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描述了哲学教授陈介石的上课情景：“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的那个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我们问他，照这样的速度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
20世纪20年代“北大三沈”（即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三兄弟）之沈士远有一个著名的外号，即“沈天下”。据周作人《三沈二马》载，沈士远虽然名气没有两个弟弟大，人却顶是直爽，有北方人的气慨。不过沈士远上课的风格可没有他的性格这么爽快，他最初在北大预科教国文，讲解十分仔细，讲义中有一篇《庄子》的《天下篇》，这篇文章一直要讲一个学期，才能讲完，因此学生们戏称他为“沈天下”。
这种一篇文章煲一个学期的上课风格在学生当中引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
愤怒于沈士远课堂性价比太低的马非百在课上当场写了一张纸条送给沈，说自己每年花好几百元来京求学，而你却把这一篇人所共知的空洞古文来相敷衍，就令此文中每字每句都是宝贝，字字珠玑，合起来也不值得我们花那么多学费。最后高调宣布：对不住，从今日起，我正式退课。
而谢兴尧却赞叹不已：“他从开学起，直至散馆，由秋徂冬，还没把庄子的天下打下来，今天天下，明天天下，天天天下，弄得大家一听天下没完没结，因此便有人送他一个大号——‘沈天下’。这不是玩笑，而是表示是‘天下专家’，天下都是他的，沈先生亦可以自豪矣。”（《堪隐斋随笔》）
当时大学制度就是这样，只要有学生听，你的课就可以不停讲下去，所以沈士远的天下打了很多年。
其实，一学期讲一篇文章比起一学期讲很多篇文章要难得多，不是肚里没货，而是肚里货太多。比如顾颉刚在北大的学生拱辰回忆老师：“顾先生讲《尚书》研究，讲《尧典》时，一字一句地讲，一年只讲一篇《尧典》，但每个问题都有深入研究。”（《史学漫谈》）
第二种课堂的风格刚好跟第一种截然相反，写意到了极点，跟你玩“快闪”，还没等你反应过来，课已经上完了。
闻一多曾经于学生时代在清华听梁启超讲授古乐府《公无渡河》一诗。只见梁启超把这首诗抄在黑板上，然后摇头晃脑地朗诵一句“公、无、渡、河”，接着大声喝彩，叫一声“好”！又重复一遍“公、无、渡、河”，再叹“好”！“公、竟——渡、河”“好！”“堕河——而死——，当奈——公何！”“好，真好，实在是好！”他就这样自我陶醉地一唱三叹，一声比一声高，对诗句却无半点解释，朗诵赞叹过后，就高呼道：“思成，抹黑板，快抹黑板！”思成是梁启超之子，也在班上听讲。黑板擦过，这首古诗就算讲完了。
后来闻一多在清华上诗词课，经常是将诗词唱咏一番，大喊几声“好”就算讲完了。偶尔他会绘声绘色地给自己的学生表演梁启超的授课情形，表演完两手一摊说：“大师讲学，就是这样！”
此类“简约派”尚有不少代表人物，尤多见于诗词课堂。比如俞平伯，“俞先生讲课，很随便但极入神，讲古论今，神采奕奕，不时顺口吟唱得津津有味。印象最深的是讲到某段精彩之处或遇一些佳词丽句，便不禁一边挠着头发，一边击节赞叹‘好啊！’‘好啊！’独自欣赏得如醉如痴，但究竟好在哪里，如何好法和该怎样领会，他往往就不说了，让大家自己去咀嚼、体味。”（李瑛《我的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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