嗜书
人书合一，臻于至境
一
国学大师黄侃好书成痴，自称“书痴”，而曾与他在中央大学共事的胡小石却称他“书淫”。一个“淫”字让人浮想联翩，黄侃素来好色，难道胡小石说的是他好书如好色？虽然“书中自有颜如玉”，但能像好色一样好书的男人真没几个。
其实，这里的“淫”真跟色没什么瓜葛。《晋书·皇甫谧》里记载皇甫谧“耽玩典籍，忘寝与食，时人谓之书淫”。所谓“书淫”指的是那些嗜书成癖、好学不倦的人。“淫”有过分、过度的意思，爱书胜过一切的人才有“淫”的资格。一个时代“书淫”的数量，是衡量这个时代人文精神高度的重要指标。比照一看，民国教授中“书淫”的比例非常之高，也从侧面反映了那个时代学术之兴盛。
章太炎在为黄侃作的墓志铭中说其“有余财，必以购书”。中山大学曾盛情邀请黄侃去教书，可是无论校方怎样苦劝，开出的待遇多么优厚，黄侃都不为所动。人家问他原因，他说出的理由让人哭笑不得：“我的书太多，不好搬运。”
黄侃藏书自称十载收三万卷，已经是非常了得了。试想，这三万卷每天读一卷，也要整整八十年才读得完。但比起同为章太炎门下的朱希祖来，还是相形见绌，朱希祖个人藏书达到惊人的二十五万余册，相当于一个小型图书馆，其中不乏善本、珍本、海内孤本。
朱希祖蓄有长须，绰号“朱胡子”，他在书界还有一个很呆萌的外号——“吾要”。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朱希祖收藏古书成癖，“听见人说珍本旧钞，便揎袖攘臂，连说‘吾要’”，真是萌态十足。朱希祖买书方式非常“土豪”，据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记述，他“遇当意者不吝值，尝岁晚携巨金周历书店，左右采掇，悉付以现”。不仅如此，朱希祖还很有诚意，经常书还没到就先把钱给付了，书商最乐于和他做生意，“故君所得多佳本，自大图书馆以至私家，无能与君争者”。
朱希祖其实并非真的“土豪”，别看他买书时一掷千金，眼都不眨一下，到了家里放下书，却可能惨到关灯吃面，为书消得人憔悴。像朱希祖这样的名教授，一个月的薪水加上兼职、稿酬等额外收入，可以多达上千大洋，然而这样的高收入也经不起书市狂买，好书原本就价格不菲，稀有版本更是估值高昂，因此大教授买书也常常要节衣缩食、四处借贷。刘半农因为买书，过年都是跟琉璃厂的债主们一起度过，这些人就围坐在刘家，拿着账本，等着刘半农发红包。
胡适这般名流也常常因买书而哭穷，比如1922年5月31日的日记中他就有这么一笔：“我近来买的书不少，竟欠书债至六百多元。昨天向文伯处借了三百元，今天早晨我还没有起来，已有四五家书店伙计坐在门房里等候了。三百元一早都发完了。”但牢骚过后，很快又好了伤疤忘了疼，照买不误：“每见佳书，辄徘徊不忍去，囊中虽无一文，亦必借贷以市之。”
“卅年赢得妻孥怨，辛苦储书典笥裳”，伦哲如本供职于广东，因嫌岭南潮湿多虫，藏书不易，遂移身北上，执北大教鞭，先后在京30多年，历任北大、师大、燕京、辅仁等校教授，公余必至琉璃厂搜罗寻访，由于常穿破大衣、破鞋袜，书贾们戏称其“破伦”。在家则多吃残羹剩饭，家人责为“无主之人”。尽管在吃穿上锱铢必较，但伦哲如对于好书向来不吝重金，常常举债买书，利息多寡从不计较。古书商孙耀卿《记伦哲如先生》中提到，有一次伦先生偶闻琉璃厂晋华书局购书一批，急往观阅，看到书目中有《倚声集》，心里窃喜，忙问其书何在，老板答道“方才已经派伙计送往某宅”。伦哲如一听，马上叫上一辆人力车，让车夫全力以赴，追至“某宅”门前守候，终于成功将此书“截胡”。
伦氏藏书有一书两三部者，孙耀卿曾劝其不要重复以节省资金购买他书，伦氏答曰：“珍本不妨多备一二。”一往情深，为之奈何！
在这种忍饥挨饿也要买书的“吾要”精神指引下，教授藏书作为一支生力军，在民国的私人藏书界奇峰突起。梁启超的饮冰室、王国维的观堂、朱希祖的郦亭、伦哲如的续书楼、黄侃的量守庐、陈垣的励耘书屋、马叙伦的天马山房、马一浮的蠲戏斋、余嘉锡的读已见书斋、邓之诚的五石斋、胡适的藏晖室、顾颉刚的纯熙楼、钱穆的素书楼、潘光旦的夔庵、郁达夫的风雨茅庐、容庚的颂斋、陈中凡的清晖山馆、于省吾的双剑誃、吴梅的奢摩他室、谢国桢的瓜蒂庵、冼玉清的琅轩馆等，都藏书破万卷，且不乏十万卷以上的大藏，各具特色，争奇斗艳。
学人藏书最大的特色就在于专业性，凡是自己研究需要的参考书无不尽心竭力搜罗齐备。如钱穆研究先秦历史，《竹书纪年》“古今异本几尽搜罗”；汤用彤研究佛学，极力收购历代不同版本的《高僧传》，日常随身亦必携一本《高僧传》；容庚研究甲骨文，晚近甲骨之书有出必备；吴梅研究戏曲，明清词曲刊本知无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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