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骨
民国教授“抗蒋”英雄传
一
随着帝制终结，“家天下”的寿终正寝使得民国的学者们终于可以痛快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不必像乾嘉学者们一样躲进小楼、皓首穷经。群雄逐鹿的北洋军阀时代，也正是学术空气中自由负离子含量最高的时期。
然而，幸福的时光太短暂，随着国民党的一家独大，政治日益显露它的狰狞面目，国民政府企图通过招安学术和教育，为己所用。令人欣慰的是，时不利兮，国民党的“党天下”理想自始至终没能真正实现，客观上保证了学术的自由空间。更幸运之处在于民国的知识精英上承千年士气，又挟近代西方民主科学之风雷，即使外界冷空气肆虐，理想的炉膛始终熊熊燃烧，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以个人之前途乃至命运为代价，奋起抗击政治的侵犯，维护学术的独立。
哲学家贺麟认为学人维护学术独立，从小处来讲是维护个人的人格，从大处来讲则是培养天下的命脉：“学术的负荷者要保卫学术的独立自主，以反抗外在势力的侵凌，就好像有守土之责的忠勇将士，须得拼死命以保卫祖国一样。最易而且最常侵犯学术独立自主的最大力量，当推政治。政治力量一旦侵犯了学术的独立自主，则政治便陷于专制，反民主。所以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不单是保持学术的净洁，同时在政治上也就保持了民主。”（《学术与政治》）
学术独立的核心乃人格之独立，学人若缺钙，附载于其上的学术必定骨质疏松。
浙大政治学教授费巩曾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出任训导处主任，算是当时的一个特例，但他也由此一直被国民党惦记。费巩总共四次拒绝国民党的邀请，当面怒斥说项者：“我不会像你那样出卖灵魂。”叶楚伧请他回母校复旦大学任校长，条件是当个挂名的国民党员，党内事务一概不用他管，也不用他出面，他照样“不讲理”地拒绝了。
君子不党，最大的困难在于以个人之力去抗击整个时势。胡适当年曾感慨，孟子的“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后面一点甚至难于前面三点。抗战期间，入国民党一度成了爱国的代名词，以至于西南联大教授掀起了一股入党热潮，就连闻一多都差点成了国民党员。但联大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却岿然不动：“扯淡，我就不入。”政府要求负有一定职务的教授都要入党，陈序经为此宁愿不当院长。前北洋大学校长刘仙洲当时也在联大当教授，他和陈序经一样高冷地拒绝入党，国民党说客动员他：“你以前是同盟会员，加入国民党顺理成章。”刘仙洲厉声道：“我当初加入同盟会，就是为了打倒你们这样的作风。”
比起陈序经、费巩这样坚决跟国民党划清界限的异见人士，更令人佩服的是，选择了追随国民党的胡适、傅斯年等人始终保持独立性，没有成为国民党员。
傅斯年一贯以党外人士身份监督和鞭策国民党，对其骨气，连目空一切的李敖也赞誉有加：“傅斯年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他不但不加入国民党，还鼓励他的老师胡适要采取跟国民党并不很合作的态度。这一点我觉得傅斯年很了不起。”
只参政，不从政，这是傅斯年的政治态度，任凭蒋介石多次拉拢，他从不动心。尽管参了政，傅斯年却从来不领参政员津贴，完全是凭借一腔热血在做事。他比那些领着津贴的参政员们更加负责，敢为天下人所不敢为，愣是把孔祥熙和宋子文前后两任皇亲国戚身份的行政院长轰下台，赢得“大炮”的威名。蒋介石曾亲自出面为孔祥熙求情。蒋问傅：“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以信任。蒋说：“你既然信任我，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凛然道：“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好让孔祥熙下台。
纵然是那些身怀入世热情进而选择入仕的教授们，大多也都能固守一种出山要比在山清的理想主义，在政坛这个大染缸里众人皆浊我独清。其中许多人更是保留着知识分子的高焰，他们的天真与政客的世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即使入了仕，他们从政时还是与国民政府那些职业党棍有着迥然而异的风格。
蒋廷黻从政三十年，历任国民政府要职，却从未改变“湖南脾气太重，狷介而甚至于孤僻”之本色。在朝在野，对待权贵从不屈身逢迎，人格傲岸。为此，他也成了李敖赞美的对象，称之为“中国学人从政的一个榜样”。在《蒋廷黻选集》序言中，李敖写道：“蒋廷黻把他政治上的‘人缘’搞得如此冷漠，如今回想起来，也正是他的成功之处。”
民国学人们有如许胆色，相当程度上得益于科举时代“文化本位”的延续。明清科举时代，如果一个官员不是科举正途出身，而是通过其他途径取得，那么即使他的官位再高，在那些科考出身的官员面前，也会有一种“伪军”的自卑感。民国学人作为封建王朝士人在新时代的化身，优越感由来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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