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
大教授也“蹭课”
一
有句话说得好，老师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首先要有一桶水。可悲的是，我们现在的不少老师从教后，桶里的水都处于一个不断蒸发的过程，水平与日俱退。与民国相比，现在的教师要好混得多，科技的进步和学生的退步，都使得现在的老师更容易应付课堂；但这并不是造成老师退步的核心原因，最关键的问题是“学高为师”的精神气象的逐渐沦落和丧失。
曾经有一位著名学者在一本国学讲义中感叹：以自己的学问，连进清华国学院当学生的资格都不够。到清华国学院当学生尚需如此门槛，四大导师的学问可以说是高山仰止了吧。如果说一般的学者最多站在半山腰，那么四大导师已经是接近峰顶的位置了，如天梯云栈，高不可攀。高处不胜寒，他们完全可以停下来从容悠哉地一览众山小，毕竟常人终其一生也无法到达他们的海拔。然而，真实的情况是他们仍然在努力地朝着绝顶攀爬，但有进兮不有止。兹举其中二位导师为例：
梁启超晚年从政治跨界进入学术，完成了从政治巨擘到学界宗师的华丽转型。我们现在的大学请老师往往唯名气是图，一些不学无术的明星照样堂而皇之地贴上教授标签。梁启超早已名满天下，更兼学究天人，罗瘿公赞其“每为天下非常事，已少人间未见书”。以梁启超晚年的身份地位，随便开开口动动笔，轻轻松松就可坐以待“币”。
可梁启超偏偏要跟自己过不去，每天五点起床，读书治学，寒暑不断，雷打不易。学生劝他说：“先生年事已高，应该保重身体，不要过度操劳。”他回答道：“假我十年以读史，可以无大过矣。”梁氏在东南大学当教授的时候，还要到南京支那内学院当学生，聆听欧阳竟无等人讲授佛学。按照现在的人情世故，梁启超这样的大名人即使来转一圈，也得拍张照片挂在墙上。可惜的是，当时主持内学院的欧阳竟无不仅没有由于梁的到来受宠若惊，反而经常因学见不同把他叫来批判。时在东南大学就读的黄伯易曾亲耳听到欧阳竟无指斥梁启超误导青年，把梁训得哑口无言。梁启超在报上发表了《唯识浅释》后，欧阳竟无为了反驳他的观点，特地开讲，梁不以为忤，“每天就由成贤街坐车到内学院随班听讲，风雨无阻，小病也不旷课”。（《忆东南大学讲学时期的梁启超》）
陈寅恪出身名门，家学渊源再加上自身超凡脱俗的天赋，使得他的治学一开始就驶入了一条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快车道上。后来，陈寅恪又出洋游学十余载，归来时，其学术功力已足以傲视当世。所以当上清华国学院导师后不久，他的强大气场已经让众人顶礼膜拜。其学问不仅让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敬畏，就连与他比肩而立的大师都为之倾倒，一向盛气凌人的傅斯年都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然而，功成名就的陈寅恪仍然“刻苦治学，孜孜不倦”。在清华执教时，无论天气多冷，他都会经常乘车到大商店军机处查看档案。陈寅恪已经掌握至少十几门语言，以至于弟子季羡林不得不用“泛滥无涯”来形容，但是当了教授后，他依然坚持不懈地跟在华的德国汉学家钢尔泰等人学习西夏文、蒙古文及梵文。当时清华处于郊外，去城里不方便，他为此还是每个星期进城两天。清华国学院的学生深受震动，姜亮夫就说：“这么大一个学者，还在这样勤奋读书，像我们这些人不成其为人了！真是无地自容！”（《忆清华国学研究院》）
按照现在一些大教授的逻辑，梁陈二位导师的行为是有损形象的。已经到了一代宗师的境界，最好少抛头露面，给人一点神秘感，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超拔，就像寺院里的活佛一样，偶尔出来供人瞻仰一下，这样显得自己无所不能。现在一些所谓的“大师”不就是这样包装出来的吗？
再来看一位科学界的泰斗。萨本栋早年毕业于清华，1927年获麻省华尔斯特工学院物理学博士学位，是留洋学子中的佼佼者。第二年，他应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叶企孙之请回国任教。清华九年间，萨本栋在认真教学之余不断钻研，编写了《普通物理学》及《普通物理学实验》，成为最新用中文出版的大学物理教材，一问世便被各大学选用，影响了整整一代物理学子。1937年，萨本栋离开清华，36岁的他不仅成为私立改国立后的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而且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
学而优则仕，从教授到校长开启了政治生涯的通途大道，但往往也意味着学术生涯的穷途末路。何况，年轻更容易让人迷失，但事实上萨先生表现出来的定力却让世人大吃一惊。在厦门大学，萨校长不仅亲自给学生上微积分这样的基础课，他的自我学习和自我提升也从未终止。据1943年考进厦门大学的张存浩回忆，自己有一次亲眼看到萨本栋在阅览室读一本书，状态堪比老僧入定：“在长达两三小时的时间里，我看到他始终保持固定的姿势，连头部稍微偏一下都没有，周围的一切全都忘记了，专心致志乃至如此。”张存浩说，正是萨本栋校长的这种刻苦钻研的精神，带动了整个厦大的向学之风，整个图书馆、阅览室座无虚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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