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三位皆是学界翘楚，又兼名高或位重，而他们能够不为名位所眩惑，将治学进行到底，这种精神比起他们的学问更为珍贵。可叹我们现在的某些所谓“学术权威”，学问尚未入化境，学阀作风已经滋长，唯我独尊，蛮横粗暴，自己不愿进步也罢，还要阻碍别人进步。据闻某大学一位博导的学生写出了一篇高水平的论文，把博导都给驳倒了，结果该博导死活不愿意承认，最后酿出悲剧，博士生愤而自杀。博导躲过一阵唾沫星子，立而不倒。
二
说到民国教授的好学向上，不能不提一个有趣的现象，也就是教授之间的相互听课。陈寅恪当年号称“教授中的教授”，原因就在于他上课时许多教授常慕名而来，蔚为大观。而除了陈寅恪这样在学术造诣上让人可望不可即的大师之外，很多学术大咖的品牌课程也是戛戛独造，不仅自己的学生不会缺席，甚至让其他教授也成为其铁杆粉丝。
汤用彤早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就因才华超群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他在西南联大期间开设的“魏晋玄学研究”，首创从哲学本体的角度来解释玄学，开启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玄学研究之路。因此，这门课程一推出就有很高的号召力，曾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史地系就读的熊德基就亲眼见证了冯友兰每堂不缺地来旁听。冯友兰当时担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是联大屈指可数的几位高层之一，也算是汤用彤的上级。换成我们现在，一个领导坐在台下听课肯定让你浑身不自在，因为他的目的不是考察就是监督，是拿着放大镜来挑刺的。但在当时，汤用彤却无需为此烦心，一位高手来观战，反而可以更好地激发自己的才华，何乐而不为？
同样，很虔诚地去听过汤版魏晋玄学的还有后来被奉为“国宝”的季羡林先生。1947年，36岁的季羡林已经贵为北大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用他的话来说：“解放前的教授，相对来讲社会地位高，工资收入丰，存在决定意识，这样就‘决定’出来了‘教授架子’。”但求知如渴的季羡林知道汤用彤开了一门“魏晋玄学”，课堂就在自己办公室的楼上，马上就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立即征得了汤用彤的同意，“成了他班上的最忠诚的学生之一，一整年没有缺过一次课，而且每堂课都工整地做听课笔记，巨细不遗”。（《回忆汤用彤先生》）
认真的教授听课可以做到完全忘我，比学生还学生。王竹溪在联大物理系已经是名师了，可姜立夫在校开讲高等几何一课时，他“几乎每堂必到，很注意地细心谛听，而且还勇于发问”。（《联大八年》）
甚者还有跟学生一起参加考试的。蔡可读《夏坝岁月》中提到了在重庆夏坝时期的复旦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樊弘为了加强研究微积分在经济学中的应用，特地拜数学教授李仲衍为师，从头到尾旁听其微积分教程，与理学院的学生一起记笔记、参加考试，“其用功的程度比之学生有过之而无不及”。李氏教学喜欢培养“天才”，有一次，考试中他出了一道“天才”题目，声称只要这题对了，就给满分，其他题都可以不答。此题的特点是层层叠叠的指数，大多考生一看就缴械了，直接弃而不答，转做他题，只有樊弘和一位土木系的同学做了出来。
有的教授是既去听别人的课，也反过来被别人听，“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在西南联大，刘文典讲的《庄子》热度很高。据张中行回忆，刘文典讲《庄子》时，大名鼎鼎的吴宓也会去听，坐在教室内最后一排。刘文典总是闭目讲，讲到自己认为独到体会的时候，抬头张目向后排看，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吴宓立即起立，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惹得全场窃笑。吴宓不仅听刘文典讲《庄子》，还听刘文典讲《红楼梦》。1942年，吴宓在日记中记录：“听典讲《红楼梦》并答学生问。时大雨如注，击屋顶锡铁如雷声。”又一次写道：“听典露天演讲《红楼梦》。”吴宓自己就是《红楼梦》研究专家，并且以此为己之看家本领之一，在这方面他和刘文典本就是竞争对手，还能放下身段，毫无芥蒂，以吴宓自视甚高的性格，实在难得。
有趣的是，吴宓自己在联大开“《红楼梦》研究”一课时，任教于哲学系的沈有鼎也来凑热闹，而且是每课必到。据时在联大外文系就读的关懿娴回忆，沈有鼎来上课时，总是随身携带一个鼓鼓囊囊的皮箱子，非常惹眼。吴宓对于这个不速之客也没有一点见外，还经常点名叫他发言。沈有鼎对于曹雪芹反映在《红楼梦》中的佛家思想很有自己的一番见解。有一次，大概沈的回答深得吴宓的赞许，吴宓一定要他把自己刚才说过的要点写在黑板上。沈有鼎上台的时候不忘拎着随身带的那个皮箱子，吴宓见状大喝一声：“你这箱子藏的是什么？是法币吗？干嘛要随身带着？”吓得沈有鼎连忙转身把箱子放回原来的座位，学生们也哄堂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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