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名师高徒
争鸣
谁也不怕谁的日子
一
陈寅恪在为王国维撰写的碑文中，以一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寄托了一代学人的最高理想，寅恪先生有幸目睹了这种理想的盛景，也不幸亲眼见证了这种理想的幻灭。对于那些从民国走过来的学人来说，他们对旧时代的怀念，很大程度上也是对那种可以自由争鸣、独抒己见、无所顾忌、快意恩仇的思想氛围之怀念。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法国剧作家博马舍在《费加罗的婚礼》中如是说。由此，我们也可以反推出蔡元培和他主导的北大，无需赞美已经立于云端。
蔡元培当北大校长时，梁漱溟和胡适都曾在北大的讲台上当众批评过一校之长，认为其学术观点不入格。据1917年考入北大的田炯锦回忆：
梁漱溟先生教学时，对留欧美学者之见解，常有批评，甚至对全校拥护之蔡校长的论“仁”，曾有严刻的评议。蔡先生给“仁”的定义是“统摄诸德完成人格”。梁谓这种定义叫人无可批评，但其价值亦仅止于无可批评。胡适之先生的《红楼梦考证》，认为是曹雪芹描写其家室与身世的一部小说，并批评蔡先生的考证，说：宝玉影射清廷某人，黛玉影射某人等等，是笨的猜谜，犹如有人猜“无边落木萧萧下”一般。蔡先生虽不同意梁、胡两位的意见，但对他们的学问非常赞许。（《北大六年琐忆》）
蔡元培是前清翰林出身，在旧学方面拥有极高的权威。而此时胡适刚留洋归来，初出茅庐，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伙子；梁漱溟更是只有小学学历，因蔡元培看中了他写的一篇论文，被破格聘入北大教席。此二人一位年纪轻，一位学历低，且都刚刚登上北大讲坛，根基未稳就开始炮轰校长，好比破庙里的土地老儿叫板大雄宝殿上的如来佛，胆也够肥了。蔡元培居然不以为忤，不仅坚决捍卫两人批评的权利，还对他们的学问大加赞赏，后来梁漱溟要辞职他还一再挽留。故梁漱溟《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有云：“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
学术归学术，人际归人际，多么美好！回看民国，很多学林前辈交往的故事，常常让人惊叹于彼此的任性和单纯：
刘师培和崔适都是著名的经学家，但刘属于古文派，而崔则是今文派，好比华山派的剑宗和气宗，同派纷争，尤为激烈。两人在北大上课时经常互相抨击对方的观点，言辞相当火爆。碰巧的是两人在北大正好比邻而居，冤家路窄，每天都免不了狭路相逢。不知情的人以为这二位见面必然眼含杀气、怒目而视，可实际情况却截然相反：“每次见面都是恭敬客气，互称某先生，同时伴以一鞠躬。”（张中行《红楼点滴二》）
刘崔二位虽然学见不同，毕竟君子动口不动手，而在尚武的民国，知识分子打架似乎也算不上什么大新闻。废名在北大教书时倾心于佛学研究，只是很少有人把他当回事，只有熊十力愿意跟他一起讨论，可惜两人观点迥异，经常发生激烈的争辩，到最后甚至扭打成一团，不欢而散。不过，等到第二天废名再来找熊十力时，两人又和好如初，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对此，废名的老师周作人在《怀废名》中有过记述。
诗人梁宗岱热爱辩论，温源宁在《一知半解》里说，“对于他，辩论简直是练武术，手、腿、足、眼、身一起参加”，“要是不跟宗岱谈，你就再也猜不着一个话题的爆炸性有多大”，“说是谈话，时间长了就不是谈话了，老是打一场架才算完”。这不，在北大执教时，梁就曾跟自己的好友，古希腊文学翻译家罗念生因争论新诗节奏互不相让，导致上演全武行，多年后罗念生对这一幕还记忆犹新：“他把我按在地上，我又翻过身来压倒他，终使他动弹不得。”抗战时，梁宗岱在复旦大学执教，又与一位中文系老教授为一个学术问题大战三百回合，有在场的学生提供人证：“两人从休息室一直打到院子当间，终于一齐滚进了一个水坑；两人水淋淋爬了起来，彼此相觑，又一齐放声大笑……这两位师长放浪形骸的潇洒风度，令一些讶然旁观的学生永远忘不了。”
将学术研讨转变为比武切磋，这么简单粗暴的方式大概也是民国特色了。至少今天还从来没听说哪位名家如此不顾斯文，我们现在讲究的是德艺双馨。但从一个侧面来说，也可以看到当年学术论战的风气是何等兴盛，彼此之间毫无保留毫不掩饰，整个学术界重现八音齐奏的宏大交响乐。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几年，学术界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民国的流风余韵。20世纪50年代初的中山大学校园里，有两位名师都以治中古史名世，并称“康乐园二老”，一为陈寅恪，一为岑仲勉。这二老一个目盲，一个耳聋，形成有趣的搭配。同时期的史学大家金毓黻认为当世治隋唐史首推陈岑二人，又常遗憾两人虽近在咫尺却“联系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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