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光照耀过去与未来
为了写这本书，笔者又回头去将之前许多走马观花读过的的回忆录细细咀嚼了一番，感慨良多。其中最让人动容的莫过于民国学子们对于母校感情之热烈与执着，而且这种情感往往持之一生，永不褪色。
红学家周汝昌在80岁时回忆自己早年在燕京大学的学习生活时说：“现在让我形容燕园的美好，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形容，我觉得世界上都没有如此美好的校园。”（《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述》）历史学家何兹全85岁时写道：“掐指算来，在北大读书已是60多年前的事了。如果有人问我：‘你这大半生中哪个时期生活最幸福？最有意义？’我会毫不考虑地说：‘在北大读书的四年，是过去生活最幸福、最愉快、最有意义、生活得最像个人样的时期。’”（《爱国一书生》）何兆武先生则在《上学记》中深情告白：“我现在也八十多岁了，回想这一生最美好的岁月，还是联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
这样的信念不仅不会因为时光的流逝而黯淡，亦不会因空间的阻隔而遥远。旅美史家何炳棣晚年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写道：“如果我今生曾进过‘天堂’，那‘天堂’只可能是1934～1937年的清华园。”数学家陈省身和何炳棣一样，大半生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生活工作，但让他魂牵梦萦的仍然是年轻时那段“光辉岁月”，他晚年反复宣称自己“最美好的年华”是在南开度过的。
对于一些人来说，这已经超出了信念的范围，而固化成一种人生信仰。
对于大学生涯的热爱，不仅仅是当年学子的集体情感，也是当年教师的普遍价值。
历史学家蒋廷黻毕生最无法忘怀的就是自己在清华大学的执教经历，他说：“对我个人来说，清华五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岁月。”而诗人冯至，这位曾经的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则写下了这么一段不够诗意却很有诚意的文字：“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继续问下去，‘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觉得更健康？什么地方书很缺乏，反而促使你读书更认真？在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
最可爱的是陈翰笙先生。这位比北大还大一岁的经济学家曾经接受蔡元培的聘任，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而到他107岁去世时，已经是北大最年长的教授。北大百年校庆时，电视台记者采访101岁的陈翰笙，让他给北大说句祝福的话，陈老不假思索，说：“祝北大今后办得像老北大一样好。”记者和家人都觉得不妥，教他说：“祝北大今后越办越好。”但老头子很任性，连说三遍，次次都是“祝北大今后办得像老北大一样好”，绝不改口。（潘维《跨越世纪的精神薪火——忆先师陈翰笙》）
很显然，上述追念都是建立在精神层面上的。如果单从物质建设上来看，今日很多不入流的大学已经远远超过当年的一众名校，然而，它们却无法在学子心中唤起那种深沉的情感。而那些一路走来的大学，同样无法因为物质建设的进步获得同比例增加的归属感。
这就是笔者写作这本书的意义之所在——大学之大，在于精神！于是，在我们刚刚走进的这个年份，本书的写作便有了不寻常的意义：2017，正是蔡元培先生就任北大校长一百周年之际。
大学的起源也许要向上追溯千年，但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所大学则被公认为是创立于1809年的柏林洪堡大学。洪堡将独立与自由的理念打造成大学的精神内核，在帝制时代的尾声横空出世，也给一流大学的定义加上了一个“金标准”。从此，大学走上了一条通衢大道。
国人历来热衷于寻根追祖，国内第一所大学的荣誉所归，至今还是个富有争议的话题。据闻，有的大学已经将自己的历史追溯到了古代的书院。其实，这样的争议大可不必，在蔡元培先生没有执掌北大之前，中国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大学。
1917年，曾经自费留德多年、深受德国现代大学理念影响的蔡元培先生就任北大校长，其后北大脱胎换骨，从一座“衙门”性质的封建官僚旧式学堂转变成了追求科学新知的新式高等学府，这在中国的教育史上是开天辟地的。
蔡氏改革北大，使得徒具肉身的北大宣告了精神归位，也以一道霹雳在中国的学术天空划出夺目的光亮。蔡元培不仅是北大精神之父，同时也成为了中国现代型大学理念的奠基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17年，中国所有的大学实在应该共庆百年校庆。
北大在蔡元培“兼容并包”精神的哺育下迅速成长，再加上老北大连一个统一的校园都没有，校舍四处分散、支离破碎，既无升旗仪式也无学年大会，甚至连毕业典礼都没办法举行，难以形成集体意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恰因如此，却使得学生的自由思想蓬勃生长。清华则拥有庚子赔款的强大财力作为后盾，政府企图通过经济封锁压制学校的手段在这里很难实现，经济独立支撑了精神独立，全国最优秀的学者因这两方面的因素汇聚清华园，他们的嶙峋风骨则进一步推进了清华独立精神的涵育和发展。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