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667年）冬季，唐军并不退兵，李世勣备足了粮草与冬衣，朝鲜之役，他志在必得。
侍御史贾言忠代表皇帝，到前线慰问官兵。
次年（668年），贾言忠返回长安城。
唐高宗问他道：“辽东诸位将领中，谁最能干呢？”
这可不是个好回答的问题，一不小心就会得罪人，贾言忠来了个一网打尽的答复：“依我之见呢，薛仁贵是勇冠三军；庞同善虽然不擅长作战，但持军严整；高侃为人勤劳俭朴，忠勇果断有谋略；契苾何力沉毅善断，虽然容易忌妒别人，但有统御之才；不过要论到夙夜谨慎，忘身忧国，这些人都比不上李世勣了。”
确实，这些将领都是一时之才俊，不过唐高宗总觉得似乎还少了一个人，谁呢？在百济战场上力挽狂澜、光芒四射的刘仁轨。此时刘仁轨已经返回京城，担任右相的要职，但唐高宗认为他多谋善断，又有丰富的敌国作战与治理经验，特地请他出山，出任辽东道副大总管，以协助李世勣。
冬天过去了，辽东又迎来一个新的春天。
天气转暖，对高丽人来说，寒意并未驱去，噩梦开始了。
左武卫将军薛仁贵是被公认为“勇冠三军”的悍将，在上一年的金山会战中，他的兵团歼灭了五万名高丽人。“薛仁贵”这三个字，对高丽人来说，无疑是恐怖的煞星。这位沙场悍将并不满足于过去的胜利，他又将进攻的目标锁定在辽东的扶余城。准备动用多少人马征服扶余城呢？三千人。
才三千人呀！连他的部将们也沉不住气了。
部将嗫嗫地问道：“将军，这三千人，少点了吧？”
薛仁贵不以为然地说：“三千人怎么能少呢？行军作战，重要的不在于人数的多寡，而在于如何运用罢了。”
这话有点玄妙，算了，众将心里想，反正薛仁贵的脾气，大家也是知道的，决定了的事情，那决计是动摇不了的。
薛仁贵自己充当先锋，向扶余城挺进。
扶余城守军见薛仁贵兵力不多，势单力薄，便杀出城外，列阵相迎。不料这正中了薛仁贵的计谋，要是守军坚守不出，他还真没太多办法。这下好了，虽然人数是少了些，但这三千人都是跟随薛仁贵南征北战的英勇战士，其疾如风，其掠如火。
这是否也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术呢？
两军大战的结果，足以令人跌破眼镜，三千人的薛仁贵骑兵，在战场上杀死及俘虏对手达一万余人。
无敌的军队，首先要有无畏的将领。
主力丧失殆尽的扶余城没有躲过失陷的命运。扶余的陷落，很快激起“多米诺效应”，附近四十余座城池，望风而降，薛仁贵兵不血刃，夺下扶余城。
扶余城的陷落，对高丽是一记沉重打击。
早在高建武统治时代，为防唐帝国的进攻，高丽便在扶余城到西南海岸之间修筑一条千里长城，扶余城失陷后，意味着这条长城防线已经没有价值了。因此，夺回扶余城，是高丽能否保住辽东的根本。
高丽执政官泉盖男建一咬牙，再派出五万人马，要拼死夺回扶余城。
经过一年的战争，高丽武装力量保守地估计，损失在二十万人以上。这支五万人的大军，几乎是高丽能动用的全部机动部队了。
高丽人倾巢而出，正中李世勣下怀。李世勣的如意算盘，正是将高丽的军事力量尽量多地歼灭于辽东地区，为顺利进军朝鲜半岛做准备。
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李世勣、副大总管刘仁轨、契苾何力、郝处俊以及左武卫将军薛仁贵等人经过讨论研究，决定在薛贺水一带迎战高丽主力兵团。
二月底，薛贺水战役打响。
高丽人主动出击，固然勇气可嘉，但是在唐军士气正盛且节节胜利之时，此举颇有些豪赌的色彩。
奇迹并没有出现，薛贺水畔成为高丽人又一伤心之地。五万大军，战死与被俘人数超过三万人。泉盖男建的战略显然是失误的，因为对于高丽人而言，时间才是制胜的法宝，也许是他低估了唐朝政府的决心。多次抵抗唐军的成功，使高丽政府忘掉形势已经今非昔比，内有分裂，外有强敌，一味硬拼，最终只是耗光了血本。
李世勣挟胜利余威，一鼓作气又攻克了军事重镇大行城。
此时辽东战场进入收官阶段，各路唐军纷纷向大行城集中。经过短暂的休整之后，大军开始全面向鸭绿江发起进攻。
鸭绿江作为进入朝鲜半岛的最后一道防线，高丽投入最精锐的部队防守，但面对隔岸黑压压的唐军人马，要守住这条防线，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了。
李世勣精心策划渡江战役，唐军在数个方向同时强渡鸭绿江。兵力不足是高丽防御上的弱点，根本没有办法阻止唐军的渡江。唐军在渡过鸭绿江之后，马上构筑阵地，保障后续部队陆续过江，而后迅速向纵深方向挺进，意图合围鸭绿江畔的高丽守军。
面对被歼灭的危险，高丽军队被迫后撤，唐军一路追击二百余里，并攻陷半岛北部的要塞辱夷城。
进入朝鲜半岛后，高丽人的抵抗微乎其微，北方诸城的将领们都明白这是一场必败无疑的战争，有的将领弃城而逃，撤回首都平壤，有的索性献城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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