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王朝走向衰亡时，君主往往是最后一个意识到危险。
颉利可汗仍然把自己当做霸主，但是大唐帝国已经不把突厥视为对等的敌手了。
梁师都的迅速败亡，令颉利可汗有几分兔死狐悲的感觉，但梁师都毕竟只是一只寄生虫，颉利也没有放在心上。
贞观二年（628年）的九月，在饥荒与内乱双重打击下的突厥汗国，又打起大唐帝国的主意，以他们惯有的思维，没有吃没有穿的时候，只要大军南下到富饶的中原地区打打劫，就可以捞足油水。突厥的骑兵又像往常一样，到大唐帝国的边境地区劫掠。
这次规模不大的骚扰，也令唐帝国的一些官员忧心忡忡。他们向唐太宗李世民建议，重修古代的长城，以绵延不断而坚固的城墙，来抵御北方的铁骑，同时征调更多的守戍部队，驻防于边塞的堡垒。
唐太宗自信地说：“突厥灾异之象不断，颉利可汗不仅不积累恩德，反而越发暴虐无度，甚至骨肉相攻，其灭亡只在朝夕之间。我正要为诸公廓清大漠，哪里用得着劳民伤财以修边境的堡垒要塞！”
依托长城与堡垒，只是消极之防御；在唐太宗眼中，最佳的防御，就是进攻、进攻、再进攻，直到把敌人打趴在地，这才是积极的防御，筑城修堡，绝非上乘之道。
廓清大漠？大臣们也只是将信将疑，但唐太宗则成竹在胸。
一击致命是李世民长期军事生涯中奉行的战略原则，立足于打歼灭战。
要对付拥有辽阔疆域与庞大军队的突厥汗国，要一击致命，难度可想而知。李世民虽然不把突厥军事力量放在眼里，却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战争准备，他并没有莽撞地马上出兵报复，而是耐心地等待时机。
最好的猎手并不盲目出击，而是等待最好的机会。
等待并非无所事事地坐而论道。
首先是以积极外交策略，彻底孤立突厥的力量。
自从薛延陀部叛变以来，突厥控制下的诸游牧部落纷纷反抗突厥人的统治，突厥东部的奚、契丹等十余个部落归降唐王朝。而突厥北方的诸部落，则归附新崛起的薛延陀部落，这些部落推举薛延陀的领袖夷男为可汗，夷男担心自己缺乏足够的权威来号令其他部落，迟迟不敢接受可汗的头衔。
唐帝国要消灭突厥汗国，必须要在突厥的后方扶植一个反突厥的势力。贞观二年（628年）末，李世民派游击将军乔师望，带着皇帝的诏书，前往薛延陀部。
这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使命。从唐帝国到薛延陀，中间隔着一个突厥汗国，乔师望不仅要穿越蒙古大漠，而且还不能让突厥人发现。为了避开突厥人，乔师望选择了一条十分艰难的路，人烟稀少，在突厥人时常出没的地方，白天要躲起来，到了夜晚再继续赶路，以确保不被突厥巡逻兵逮住。这次使命非同小可，不可有所闪失，历经艰险的乔师望最终成功地穿越突厥，抵达薛延陀，将诏书交给了夷男。
在乔师望所送达的这份诏书中，唐太宗以中国皇帝的身份，封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
在那个年代，中国皇帝可是不得了，在大半个亚洲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有了中国皇帝的支持，夷男大喜过望，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建立起薛延陀汗国。
独立后的薛延陀国面积广阔，大致位置在今蒙古国的北部与俄罗斯交界一带，北至贝加尔湖，东西跨度极广。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霫等部落纷纷投靠薛延陀国。这样一来，突厥汗国处境尴尬：东部的部落归附大唐，北面有薛延陀国，西面是与自己既是兄弟也是对手的西突厥汗国，南面是强大的唐帝国，可谓是四面楚歌。
唐太宗这一步棋，下得高明。
同时，唐太宗也着手为征讨突厥做准备。
要在广阔的北方高原与沙漠地区作战，步兵是不能胜任打歼灭战的重任的，作战的纵深度动辄数千里，时常要横越广袤的沙漠与沼泽地，远距离的作战特点，决定了战争的主力兵种必定是骑兵。要建立强大的骑兵，首先要有数量足够多、体力足够强的马匹。
自唐太宗即位后，就非常重视马匹的牧养，他下令在西北陇右地区设立牧监，掌管蓄马之政。所蓄之马，以优良的胡种马或混种马为主，这些马匹的得来，一部分是战争期间从敌军手中俘获的战马，一部分是向胡人购买的，还有一部分是游牧国家作为贡品呈献给帝国的。牧马的事业，关系到帝国未来军事力量的强大与否，李世民倾注了不少心血，对于善于养马的专家，不仅赏赐极多，甚至加官晋爵。
几年的时间，唐帝国的蓄马场已经积累了十万以上的优良马匹，足以建立一支精锐的骑兵。
贞观三年（629年），帝国名将李靖被任命为兵部尚书。
这是一个信号，李靖将肩负起一项艰巨的军事使命，就是扫平突厥汗国。
八月八日，薛延陀国的可汗夷男，派遣其弟统特勒入长安，向唐王朝进贡。唐太宗李世民将一把宝刀与宝鞭赐给夷男，并说道：“可汗所部如果犯大罪者，可以宝刀斩之，如犯小罪者，可以宝鞭惩罚。”薛延陀可汗夷男听了之后非常高兴，有中国皇帝的诏令，其他部落不看僧面看佛面，也要敬畏三分。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