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变法运动，从一开始便备受攻击，风雨飘摇，然而新法却能在一片反对声中顽强地推行，这全倚仗着一把强有力的保护伞。这把保护伞便是神宗皇帝，这位胸怀大志的皇帝以坚忍不拔的意志推行新法，即便是在王安石辞职后，变法运动仍然维系下来。
神宗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皇帝，史书称他“去华务实”，并不热衷于典礼、祭祀、封禅之类华而不实的东西，在生活上比较节俭，对民间疾苦比较关心，不务虚名。应该说，他是继仁宗皇帝后的又一个好皇帝。可惜的是，神宗皇帝寿命不长。公元1085年，他去世的时候不过三十八岁。神宗皇帝一死，变法运动戛然而止。
年仅十岁的赵煦被立为皇帝，是为宋哲宗。十岁的小孩子如何统治国家呢？他的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成为大宋帝国的实际统治者。新法的保护伞倒了，帝国的政策将何去何从呢？高太后也有点不知所措了，是继续维持新法呢，还是推倒重来？
就在这个时候，一位老臣从洛阳来到京城，为神宗皇帝奔丧。
他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朝廷的政策。
此人正是王安石的死对头、著名史学家司马光。
此时的司马光刚刚完成了一部史学巨著，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资治通鉴》。这是中国历史上一部大部头的编年史，早在宋英宗末年，司马光就开始着手编撰这部史书。从书名中可以看出，司马光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让统治者熟悉历朝历代史事，“知兴亡”，“明得失”，以史为鉴。
在王安石变法开始后，司马光便不遗余力地反对变法。以前我们教科书里总说司马光是守旧派分子，其实这种看法有失偏颇。与王安石的激进相比，司马光确实比较保守，但他对新法的攻击，并非完全感情用事，因为新法的确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弊端。在宋神宗时代，司马光的立场显然不吃香，故而被排斥出中央，到洛阳当了个西京留台，说白了就是个闲差，总计待十五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他埋头著史，不问政事，与史学家刘攽、刘恕、范祖禹等人共同完成了《资治通鉴》的编撰，为中国史学再增添一瑰宝。
对于司马光这样对历朝史事烂熟于胸的人，高太后当然十分倚重，谦虚地向他求教国家的大政方针。司马光的答复是：“朝廷应当下明诏、开言路，凡知朝政缺失与民间疾苦者，皆得尽情亟言。”就是说，先听听大家的意见。
高太后一听，也对，便下诏让百官写奏折，讨论朝政的缺失。我们前面曾说过，王安石的变法，理想高远，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弊疾丛生。不仅守旧派分子反对新法，甚至民间对新法也不感冒。这言论一开，不得了，成百上千的奏章纷至沓来，大多数都是批评新法的不当。
看来宋神宗一死，新法就走到头了。
面对汹汹议论，高太后“从谏如流”，任命司马光为门下侍郎（相当于副宰相），议除新法。大家想想，这司马光老头原本就是最顽固的反新法者，现在让他来主持议除新法，这不等于宣布变法的终结吗？当然，有也人站出来反对，但不是站在新法是否合理的立场上，而是站在“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古训上。宋神宗刚死，就要推翻他的政策，这合适吗？
对于这样的软弱的反对意见，司马光当然不放在眼里，他呵斥道：“若王安石、吕惠卿等所建，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当改之，犹恐不及。”把宋神宗说得仿佛是被王安石、吕惠卿一帮人胁迫似的，司马光揣测圣意也太大胆点了吧。
当然，有高太后的支持，废除新法堪称神速。在宋神宗去世当年，保甲法、方田法、市易法、保马法等就被废除了。
但是司马光对这个速度还相当不满意。第二年（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晋升为尚书左仆射，此时的他已经六十七岁，身体不太好，担心自己不能在去世前尽废新法。在他眼里，新法中残留的青苗法、免役法、置将法，与盘踞西北的西夏一样，乃是帝国的心腹之患，并称为“四患”。他曾经这样说：“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当然，在这四患中，西夏之患，司马光是除不了的，也没这能耐。对于其他三患，也就是王安石变法中的三项，他还是有能力除掉的。在之后短短的几个月里，新法基本都废除了。
这一年四月，王安石死了，他是目睹着自己的理想灰飞烟灭而死的。
这一年九月，司马光死了，他在有生之年打败了王安石。
在宋哲宗即位后几年，新法人物纷纷失势，而拥护旧法的人物纷纷卷土重来，这就是所谓的“元祐更化”。
旧党复辟了，新党落荒而逃。
在大宋王朝历史上，党争是一大问题，正所谓党同伐异，一吵起来便喋喋不休。那么新党倒台后，旧党执政，朝政应该和气融融了吧？其实不然。党争的顽疾并不因为新党被逐出中央而停止，反倒愈演愈烈。
原来旧党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裂为三大阵营。
这三大阵营分别是洛党、蜀党、朔党。洛党以大儒程颐（洛阳人）为首，干将有朱光庭、贾易等人；蜀党以大文豪苏轼（蜀人）为首，干将有吕陶等；朔党刘挚（河北人）为首，干将有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人，其精神领袖是已经去世的司马光，此党的势力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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