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这样？难道说富国强兵的出发点也是错的吗？
富国强兵固然没错，可是这次变法有其致命的弱点。我们可以把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做个对比。无论在变法的广度上或具体措施，王安石的变法都要超过庆历新政，但是两者重心却是不同的。庆历新政，重心在吏治上。范仲淹的十大改革措施中，前四项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都是针对吏治。而王安石变法重心则在理财技术上，加大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金融成为重要的手段，政府对经济的干涉明显增加。
固然，王安石变法主要内容包括经济改革与军事改革两个方面，但经济改革是根本。而经济改革所遭遇到的问题与困难也最多，几乎从一开始便受到朝野的广泛攻击。从王安石的本意来说，经济改革的目的是促生产、均赋税、抑兼并，出发点是很好的，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却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问题。
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政策自身的问题；其二，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的问题。
比如说青苗法。王安石的本意是要救济百姓于青黄不接之时，出发点是很好的。可是政府发放的贷款并非免息，而是年息二分，虽然比民间借贷要低，但对于普通百姓家，也是一笔沉重的负担。欧阳修曾批评说“直是放债取利耳”，国家这是变相收刮民财，与民争利。更严重的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贷款利息要远远超过所规定的二分。有的地方执行三分的利息，更有些地方官吏在规定的利息外，还有种种勒索，导致实际利息达到80%甚至100%。这与变法的初衷已全然是南辕北辙了。
再比如免役法。变法的初衷，百姓交了免役钱后，可免除义务劳役。但是一旦政策到了地方，完全变了样。免役钱交了，地方政府又巧立名目强迫百姓服役，活照干，钱还得交，两头受罪。就连神宗皇帝都说：“已令出钱免役，又却令保丁催税，失信于民。”
再说说市易法。王安石的目的是“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所以抑兼并”，目的是抑制商人对商品价格的垄断。可是在具体操作中，市易务作为资本雄厚的“央企”，却取代富商垄断了市场。
大学者梁启超对熙宁变法曾经有这么一段议论：“盖其初意本欲裁抑兼并者，而其结果势必至以国家而自为兼并者也。”起初朝廷的意思是要抑制兼并，最后国家却成了最大的兼并者、垄断者。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好的政策为什么成为坏的政策呢？
问题出在执行上。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我们来对比一下王安石变法与历史上一些其他著名变法的不同之处。在中国历史上，变法的黄金时代是战国时代，著名的变法有秦国的商鞅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赵国的胡服骑射等。战国时代的变法，都是由上而下的变法，即从权贵阶层开刀。为什么要自上而下呢？手握权力的权贵阶层若不接受新法，试问新法如何推行？变法的内容固然重要，倘若得不到执行，那也只是画饼充饥，只是作秀罢了。故而整顿吏治，是变法能否顺利推行的先决条件，政策的贯彻执行，必须要一以贯之。商鞅变法之所以是最成功的改革，就在于其入手处，就是从打击权贵阶层开始。
前面说过，宋朝积贫积弱，主要原因有三冗：冗兵、冗官、冗禄。熙宁变法只解决了冗兵的问题，而在冗官、冗禄上，非但没有减少，反倒增加了。冗兵问题之所以得到较好的解决，乃是因为士兵是底层阶级，没有什么权力，裁撤起来比较简单。至于冗官、冗禄，都是有权力的官僚阶层，在这一块上，王安石并没有大刀阔斧的改革。说实话，他也没有能量改革吏治，作为熙宁变法的总设计师，王安石的权力是有限的，他从来没有商鞅独断专行的大权。正是因为官僚阶层的腐败现象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新法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变样了，好的政策也沦为恶的政策。
知道以上这一点后，我们就可以发现，王安石经济改革的重要性，在于开源，而不在于节流。也就是说，他努力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不是削减财政支出。他在金融领域、流通流域上做文章，但是效果是比较局限的。在古代，科技对生产力的影响并不像今天那么大，国家的生产能力达到一定水平后，就难以大幅度增长。如果国家总体财富维持稳定，那么国家财政这一部分增长了，相应的百姓的收入就要相应减少。因此，自从经济改革以来，新法被认为是“与民争利”，国家发放利息不低的贷款，实行专卖制，搞市场垄断等，都严重打击民间经济。
正是因为新法存在种种弊端，特别是执行不力，王安石遭到了来自各方的攻击。值得注意的是，反对新法的人，有许多都是当世名重一时的人物。比如反对青苗法的人有韩琦、富弼、欧阳修、程颢等；反对均输法的有苏轼、苏辙等；反对市易法的有文彦博等；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几乎反对王安石的每一项政策。他们反对的理由也往往是有事实根据的，这也使得新法的推行遭到极大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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