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夭折后，大宋朝廷又回到以前那种平淡无奇的状态中，得过且过。之所以还能够得过且过，是因为辽国与西夏都没来进攻，边境宁静。
由于西夏的崛起，对辽国是一大威胁，宋夏战争结束了，而辽夏战争刚刚开始。辽国三次对西夏发动大规模进攻，然而这个西北小国果然厉害，居然三次都把辽国给打败了。辽夏两国矛盾激化，对大宋来说无疑是有利的，因此大宋帝国国运长久，并不是真正强大，而是运气不错。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宋仁宗时代一无是处。宋朝皇帝有一个特点，暴君是比较少的，多数皇帝都有文艺范，温文儒雅，这也导致宋代文化高度繁荣。总体上说，宋朝是比较文明的一个朝代，对大臣的杀戮是很少的，这也是宋太祖遗留下来的传统，不杀功臣，而且“不以言罪人”，就是不因为你的政见不同，就抓起来杀头。
这种文明的政治气氛下，也涌现了不少清廉的官吏，虽然不能从根本来杜绝官僚主义，但毕竟给百姓带来一点希望。其中最著名的清官，那便是大名鼎鼎的包青天包拯。
黑脸包公大名在中国是无人不知，小说、戏曲、电影、电视不断地演绎包公的形象，当然，这些都是经过艺术加工后的包公形象，那么，历史上真正的包公是个怎么样的人呢？俗话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包公故事千年流传，经久不衰，这是出于民间对这位清官的爱戴。他是一位清官、铁面无私，这点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包拯出生于公元999年，他的政治生涯主要是在宋仁宗当朝时期，二十八岁考中进士，在大理寺（略相当于今天最高法院）任职，包公断案的本领，大概就是在这里学来的。后来到地方当过知县、知州，善于断案，政绩突出，加之为官清廉，在1043年时调回京师任监察御史，负责弹劾贪官污吏。时值庆历新政，包公属于无党派人士，既不站在范仲淹的改革派一方，也不站在夏竦的保守派一方，只是埋头做好自己的本分事。
《宋史》是这样写包拯的：“公性峻直，恶吏苛刻，务敦厚。”他是那种嫉恶如仇的人，对恶吏深恶痛绝。他出自大理寺，长期与刑狱打交道，但并不推崇严刑峻法，务求敦厚，显然这是受到儒家思想“忠恕”之道的深刻影响。与其他官吏不同，他几乎没有关系网，从不加入哪方阵营，史书称他“与人不苟合，不为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堪称为公忠体国之表率。也正因为如此，包拯在官场上升迁是比较慢的，他靠的是自己的实力与绝佳的口碑。
包拯最为人称道的，一是清廉；二是不畏强权；三是为民申冤，这也是包青天的形象。包拯为官数十年，可谓是两袖清风。在地方任职时，比如知端州时，端州盛产砚，以前官员总是巧取豪夺名砚以贿赂权贵，而包拯“岁满不持一砚归”。史传称他“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在吃、穿、住、用方面，当官时与没当官时并无两样。他甚至还立了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吾孙也。”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称赞他“清节美行，著于贫贱”，可见其清廉的美名，在生前便是朝野尽知了。
自己坐得正，才有攻击贪官污吏的底气。
说到不畏强权，包拯也是出了名的。包拯当过监察御史、谏议大夫等，职责之一就是弹劾不法官员，可以说，这就是他的职业。古代的监察制度虽然发达，具体实施时未必有多少作用，说到底，监察官也是人，也害怕得罪人后遭到打击报复。但包拯很猛，攻击火力很强，天不怕地不怕，官修《宋史》中的《包拯传》中这样说：“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为此，他甚至得了一个“阎罗”的称号。
被包拯弹劾落马的人无数，普通官员就不说了，就是朝廷重臣也得挨“奏”。
我们来说一个包拯弹劾三司使的故事。
三司就是盐铁、户部、度支三个机构，三司使即此三大机构的长官，总管国家财政，相当于财政部长。一听这名字，就知道是肥缺，谁坐上这位置，中饱私囊的机会多的是。三司使张方平购买了一富豪的地产，估计是低价买来，肥水不少。岂料被包拯抓住尾巴，一把揪下马来了，丢了这个肥差。继任三司使的宋祁是一位史学家、文学家，可是有个毛病，生活奢侈，出手阔绰。让这种人管国家财政怎行，包大人又上书皇帝，把他给拉下马了。顺便说一下，宋祁有个哥哥，名叫宋庠，当过枢密使、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单地说，就是宰相级的人物，也被包拯给弹劾下台了。
当然，必须承认，包拯能弹劾这么多人，与皇帝的开明是分不开的。若是遇上个暴君，你不畏强暴，只能意味着死得比别人早。
说实话，包拯给人的印象并不友善。他并不是那种和颜悦色的人，而是整天板着脸，一点笑容也没有。当时有人这样说：“包拯笑，黄河清。”什么意思呢？包拯要是能笑，那么黄河水也得变清了，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他有许多称呼，如“黑包公”、“包黑子”、“包侍制”、“包龙图”，前面是说相貌黑，后面是说他的官职。但最贴切的一个外号，应该是“阎罗王”，大家可曾听过有会笑的阎王吗？包拯就是那个不会笑，大笔一挥可夺人魂魄的阎罗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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