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很生气。
这里说的皇帝是大宋皇帝宋仁宗，李元昊这个狂妄之徒，他也配称皇帝吗？只是朝廷和平主义思潮兴起，谁也不想开战，也没那个底气开战，只能象征性地做出两个制裁：其一，立即中止宋、夏的边关贸易；其二，以十万钱的高额赏金缉捕西夏间谍。
就在这时，西夏使者抵宋，带来了李元昊的亲笔信，要求大宋帝国承认西夏的独立，并且建立友好外交。宋仁宗看完后“呸——”的一声，把李元昊的信扔在一旁，断然拒绝其要求。要知道西夏所处的河西地区，在汉、唐时都是中原政权的地盘，岂是想独立就独立的呢？朝廷再出赏悬令，凡能擒杀李元昊者，即授予定难军节度使之衔。
自从澶渊之盟后，大宋帝国战事少了，国家比较安定，经济发展了，相对富庶了。因此，朝廷以为只要花点钱，就可以把李元昊摆平了。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李元昊反宋，并非一时头脑发热，而是从一开始就有明确而宏远的规划。假如宋帝国能早点发现苗头，运用经济手段还可能有成效，可是机会错过了，如今的李元昊已是下山猛虎，不可抵挡了。
正当朝廷还在想着怎么对付西夏时，李元昊却率先发难了。
1039年末，西夏大举出兵，进攻保安军（陕西志丹），拉开宋夏战争的大幕。
说实话，这几十年来，大宋的国防事业可谓是一落千丈。朝廷对外没有进取雄心，对周边的诸多势力，只是不断送予财物，以此维持边疆稳定。在这种消极思想的影响下，国家武备严重失修，将官对军事多缺乏专业知识，怯懦寡谋，军队的训练不足，更缺少实战经验。可想而知，战争一开打，大宋军队便一败涂地了。
在战争开始后几个月，西夏军队屡战屡胜，攻陷保安军，进逼金明寨，一直打到延州城下。时任延州知州兼沿边经略安抚使的范雍大惊失色，快马加鞭檄召副都部署刘平前来援助。刘平接到命令后，不敢拖延，带着一万多人马向延州开进。行至三川口时，遭到西夏军队的伏击，几乎全军覆没，刘平也被西夏兵生擒。
三川口一战，大宋帝国颜面尽失。偌大的国家，居然被小小的西夏打得丢盔弃甲，国家之尊严何存？朝廷把最能干的大臣派往边关，曾经提出御敌十策的夏竦出任陕西经略安抚使，韩琦与范仲淹两人为副使。这个组合看上去不错，都是名重一时的人物，可是一个问题产生了：意见不合！
韩琦力主与西夏决战，他认为李元昊入侵的兵力只有四五万人，宋军若采取守势，分兵把守各要塞，就无法形成一个铁拳捣碎敌人。范仲淹的看法则不同，他反对贸然进攻，认为应该婴城固守，持久作战，耐心等待机会出现时，再乘机出讨。两位副使，一个力主进攻，一个力主防守，把安抚使夏竦搞得左右为难，索性提交给皇帝裁决。皇帝一看，韩琦的方案好，速战速决，省得天天操心，于是大笔一挥，批准其计划。
康定二年（1041）二月，李元昊率领十万大军入寇，进攻渭州，直逼怀远城。敌人这个数量，远远高出了韩琦的估计。韩琦派任福领兵数万前往迎击，临行前嘱咐说，大军应直插敌后，见机行事，能战则战，不能战则据险设伏，截敌归路。韩琦虽是力主决战，但并非鲁莽行事，而是颇为小心谨慎。
任福领命而去，在张家堡遭遇到西夏军队，他率数千轻骑兵发起进攻，杀敌数百，赢得了一次小战斗的胜利。西夏士兵打了败仗后，把牛羊骆驼一扔，调转马头就逃。任福见状，你们这些小贼还想逃吗，追！于是一路追击，追到了好水川（宁夏隆德东）。此时，这位宋军总指挥早把韩琦的吩咐忘得一干二净了，他哪里晓得，从一开始自己就被李元昊牵着鼻子走，西夏军队佯装不敌，把这支大宋军队引诱到了预定的战场：好水川。当宋军行进到六盘山前时，夏军突然杀出，队列齐整，显然是有备而来。这时任福也意识到中计了，只能硬着头皮迎战了。
西夏铁骑率先出击，猛冲向宋军阵地。李元昊原本在兵力上就有优势，现在又占据天时地利，以逸击劳，很快宋军便支撑不住。战局本就十分吃力，此时夏军伏兵又从两旁杀出，宋军防线立马崩溃。此役宋军伤亡惨重，死亡人数超过一万人，主将任福战死，其下副将、偏将也死亡殆尽。在临死前，任福叹道：“吾为大将，兵败，以死报国耳。”倒是还有一点血性与勇气，只是由于他指挥失当，即便一死也难以弥补其过失。
好水川之战是继三川口之战后宋军的又一次惨败。在李元昊看来，大宋帝国不过就是纸老虎罢了，他甚至让人写了一首打油诗，在宋朝边关广为张贴。这首打油诗是这样写的：“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讽刺大宋边关重将夏竦、韩琦不过浪得虚名罢了，还配得上谈论兵事吗？
不久后，夏竦被撤职了，韩琦、范仲淹的权力也被削弱了。除了韩、范两人之外，朝廷又增派两人，共分四路守备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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