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的印象里，宋朝是一个比较弱的王朝，总是挨人家的打。其实在北宋初期，大宋帝国还是挺强大的，宋太祖、宋太宗两任皇帝在对外战争上都积极进取。雍熙北伐失利后，大宋帝国的国策才由进攻转为防守。
曹彬被打败了。杨业死了。可战争还没完。
宋太宗显然打错了算盘，孤儿寡母不可欺也，萧太后是可怕的对手。辽国的复仇，很快如疾风暴雨般袭来。
时间仍然是雍熙三年，这一年的年底，攻守格局发生逆转。萧太后英姿飒爽，检阅南征部队，并任命耶律休哥为先锋都统，挥师南下。
耶律休哥诡计多端，《孙子兵法》里的那些军事原则，他是烂熟于胸，而且运用自如。他知道镇守雄州的贺令图，乃是宋军中最坚决的主战派，积极鼓吹收复燕云十六州。可是贺令图有勇无谋，头脑简单，又贪功好事，耶律休哥便想了一个计策：诈降。他派间谍潜入雄州，对贺令图说：“我获罪于契丹，愿归附大宋。”怎么归附呢？耶律休哥说，贺令图得率一支军队前来接应才行。贺令图心想，要是耶律休哥投降，那可是大功一件啊，他都没有细想，便率一支骑兵去接应。岂料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骑兵被杀得片甲不留，而贺令图自己成为耶律休哥的阶下之囚。
搞定贺令图后，耶律休哥又在望都打败宋军。时任瀛州都部署的刘廷让大怒，率数万人马出战，扬言要踏平幽州。可是战争不是靠吹牛打得赢的，耶律休哥是实干家，他抢在刘廷让之前，占领了各个重要的战略据点，进逼瀛州。刘廷让自恃兵精马壮，与耶律休哥在君子馆（河北河间北）一带相持。可是两大因素导致宋军大败：其一，辽国萧太后率领主力赶到，投入战斗，形成绝对优势，包围刘廷让兵团；其二，寒潮骤至，天寒地冻，宋军的弓弩无法使用，武器优势发挥不出来。
朝廷急令沧州都部署李继隆救援刘廷让，可是李继隆发现解围并不现实，遂退守乐寿。在这种情况下，刘廷让只得全力突围，除了极少数人得以生还之外，他麾下的数万人马全军覆没。战后，宋太宗把战败责任归于李继隆，没有追究刘廷让。可是在追究李继隆时，又发现他的做法并无不妥，最后也取消调查。就这样，这场大败仗，最后居然无人负责。
在一年之内，宋军连续遭遇惨败，将领受责却很轻，由是可见宋朝的军事制度有着巨大的缺陷。这几次惨败后，“边将莫敢有议取燕云者矣”。
此时，大宋帝国北疆已是岌岌可危了。由于精锐丧失殆尽，整个边界线上的戍卒加起来不满万人，地方政府紧急之下，把根本没训练过的百姓编入队伍。可是这些民兵确实没有战斗力，契丹骑兵一路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辽军接连攻下邢州、深州，而后攻破束城、文安，尽杀其丁壮，俘其老幼。
这下子可把太宗皇帝给气疯了，他咆哮了——朕要大发兵攻契丹！
可是兵在哪里？
帝国人这么多，还怕没兵吗？太宗皇帝派使者到河南、河北征兵，抓壮丁充数，八个男丁征一人。此令一出，可急坏了宰相李昉，他急忙写了一折奏章道：“河南百姓不同于边关百姓，只知农桑，不知战斗。如此大规模征兵，人心动摇，不少人逃到山林落草为寇。不仅如此，农作之事也大受影响。”
说真的，能征善战的士兵多葬身于北疆，还能指望这些乌合之众吗？皇帝不得不收回成命，继续对辽国保持守势。
雍熙北伐的惨败，让太宗皇帝对“雍熙”这个年号不满意了，公元988年，他改元为“端拱元年”。
与大宋帝国相比，辽国积极进取。辽圣宗又一次御驾亲征，当然，大家要注意一点，这里打着辽圣宗的旗号，其实真实指挥全局的人，都是铁娘子萧太后。
辽军南下，势如破竹，宋军屡战屡败，契丹兵锋直指长城口（河北徐水北）。萧太后亲自压阵，契丹人发起潮水般的进攻，宋军抵挡不住。辽将耶律斜轸向守城官兵招降，但遭到拒绝。宋军突围南窜，萧太后派韩德让追击，全歼宋军。之后，契丹人拔满城、下祁州、破新乐，一直杀到唐河北。
遥控战局的太宗皇帝从帝都发来指示：坚持清野，勿要出战。此时大宋皇帝也没有作战到底的底气了。
皇帝的诏令，按理说是违抗不得的。但定州监军袁继忠却慷慨陈辞道：“敌寇已近在眼前，我城中驻屯重兵却不迎战，眼睁睁看着敌人长驱直入，那么要军队干什么！我当身先士卒，与敌人决一死战。”此话一出，可把几个前来传旨的太监给吓坏了，忙举着诏书，叫众人不要违诏。
这时只听得一人声如洪钟道：“阃外之事，将帅得专。”什么意思呢？中国自春秋战国始，就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传统，阃外就是门外，皇城之外，战场上形势变化多端，将领要审时度势，就算皇帝的命令，也不一定要服从。说这话的人是谁呢？正是都部署李继隆。李继隆继续说：“前年我在河间之战时撤军，之所以苟且偷生，就是想要有机会报效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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