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者和国家主义者的悲剧
从端方和赵尔丰谈起
俄罗斯诗人勃洛克（1880—1921年）在他那篇《知识分子与革命》一文中，曾经发出这样的叹息：
谁企图在革命中实现个人的愿望，都将注定以失望痛苦而告终，无论这种愿望是多么高尚。革命的骤雨、雪崩，总是让人感到新奇，总是让人意想不到；革命残酷地欺骗了许多人。在革命的洪流中，一些宝贵的东西被摧毁，还常常带来一些糟粕……
当岁月的脚步蹒跚到清末，昔日金戈铁马的勇悍满洲武士，早已经变成了文质彬彬的长衫儒士和历练成熟的治国干吏。日久天长的熏陶下，满汉大臣们的情感和信仰，骨子里面在许许多多方面已经融合。岁月的风霜，早已经黯淡了昔日那些令人极其不快的民族猜忌，因为，帝国辉煌的过去，会让他们产生共同的回忆，甚至产生对清朝中前期盛世的美好眷恋。
贵族统治阶级的成员在等级森然的社会中，甚至会认同新时代的平等观念，他们不顾这种观念内部蕴含的巨大的、危险的革命力量，飞蛾扑火般幻想成为新时代的一员。
确实，民主力量有时候会连同民族的联盟一起发展，政治自由不一定意味着报复的杀戮。但是，在一个巨大转折的时代，总不乏悲剧人生的上演。历史意志，有时候陡然变脸，有时候模糊不清，有时候无法把握，有时候荒谬绝伦。正如马克斯·韦伯在他《学术与政治》一书中所言：“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
怀着深刻的惋惜和好奇，笔者想追溯一下清末两个至今依旧引起巨大争议的政治人物：旗人端方和汉军旗人赵尔丰。
万古同悲蜀道难
端方
作为正白旗出身的满洲权贵端方，只活了五十岁。知天命之年，他不是不识时务，而是救国救大清太心切。最终，如此的努力，却造成了他本人和弟弟端锦在四川“非正常死亡”。在入川新军乱兵大刀砍剁下，这位金石大家、改革家，辛酸地结束了他波澜壮阔、曲折不凡的一生。
端方（1861-1911年），满洲正白旗人，字午桥，托忒克氏，乃纯正的满人。年轻时代，他就以才名广为人所知，与荣庆、那桐并称为北京旗人的“三才子”（岂料，日后因为报销问题等小梁子，端方得罪了旗人另外两个“才子”荣庆、那桐，致使隆裕太后下诏贬去端方官职的时候，这二人无一言相助）。
1882年，端方中举。甲午战争后，他积极介入维新运动，曾主管过“农工商局”（“百日维新”中的一个短命衙门）。戊戌变法失败，由于与维新党人同志同心，他差点受牵连得罪。
好在端方是旗人，加上他与荣禄、李莲英关系都不错，侥幸躲过一劫。稍后，他得任陕西按察使，离开了京城是非之地。
八国联军入寇之时，端方通时变，在陕西宣布加入“东南互保”。一俟慈禧太后、光绪帝西逃，他又以“纯臣”面目出现，小心护驾，万般忠谨，从此深得慈禧信任，踏上了仕宦的坦途。
清末，旗人百官中多纨绔无学之人。而端方思虑愁长，具有很强的政治洞察力。1901年起，他分别担任过湖北巡抚、江苏巡抚、湖南巡抚等要职，其间他与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相接应，大办学堂，鼓励留学生出国，不遗余力地推行“新政”。1905年秋，他又与张、袁二人以及各省督抚一道联名上疏，奏停了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
为此，清朝大臣郑孝胥曾经这样评价当时大员：“岑春煊不学无术，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端方有学有术。”
可见，诸位当朝能臣中，时人对他评价高于他人。
1905年，为了缓和国内矛盾，清廷号称要“预备立宪”，准备派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而“预备立宪”之肇始，与端方大有关系。日俄战争后，痛感中国局势之危，端方在北京面见慈禧时，恳求在国内实行进一步的宪政“改革”。当时的慈禧，已详知端方从前与戊戌派关系亲密的经历，就随口漫应：“新政都在施行，朝廷该办的都办了吧。”
“还有一事，尚未立宪。”端方答言。
慈禧面无表情：“立宪又能如何？”
“朝廷如行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
听端方如此说，慈禧也忍不住笑出声来：“我今儿个才听说，还有人给皇上加个世袭罔替的帽子……”（魏元旷《坚冰志》卷一）
毕竟知道旗人端方为大清局势操心，慈禧下旨，准许五大臣出国考察。考察一开始就不顺利，革命志士吴樾一颗炸弹，差点在出洋前就把五大臣都弄上天。迟了一个月，端方等五人才真正踏上出洋的行程。这次公费考察很有成效，八个月下来，端方等五人在欧美诸国一一观览。西洋人的国富民安以及政治经济制度，让这几个满大人真正睁眼看到了世界。
眼花缭乱之际，端方心神稍稳，就下定决心和坚定理念：“立宪政体，几遍全球。大势所趋，非此不能立国。”（端方《复湖北候补道宋育仁》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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