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劫山河乱愁叠
清朝的覆亡
国弱势乱，洋人的态度，深为当事各方关注。
在列强的心目中，袁世凯应该是当时中国最强势的人物。
首先，袁世凯是一个有多年成熟从政经验的“大官”，外交娴熟；其次，他最早在山东平定义和团之乱，快刀斩乱麻，给洋人印象深刻；最后，袁世凯威权赫赫，敢作敢为，与拖泥带水的摄政王载沣相比，更具有个人魅力和决断能力。
所以，主要的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两国，对袁世凯最为垂青。
洋人们深知，在中国，枪杆子最为重要。清末新军战斗力虽然强，但内部极其不稳定。朝中大臣，与军队关系最深入的，属这位袁大人无疑。他手中的几十万北洋系军马，是稳定中国的一个关键因素。
世运因人常转旋
袁世凯的利用与反利用
武昌起义刚一爆发，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就第一个表态要清廷任用袁世凯，认为他能“把中国引上生活的常轨”（俄国《新生活报》）。
10月14日，听到清廷要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的消息，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马上向伦敦发专电，认定“此项任命或能使北方军队的忠诚得到保证，并将大大增强政府应付此一危机的力量”（《蓝皮书》中国第1号）。
洋人兴高采烈，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仍旧不为所动，“高蹈”不出。
洋人比他更急，暗中施加压力，要清廷派他组织“责任内阁”。内外压力下，清廷已是四面楚歌。虽千万个不愿意，最后也只得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把一切军政大权拱手让予袁世凯。
为此，朱尔典很兴奋，忙电告英国外交大臣格雷：“袁世凯可望于明日清晨抵京，这件事情已在此间产生一种安定人心的效果……清朝是否有望，现在全要看袁世凯的能力而定……”
格雷非常关切中国的事态，马上复电：“我们对袁世凯怀着极友好的感情和尊敬。我们希望看到，中国在革命后将建立一个足够强健的政府，它能够公正地处理对外关系，并能维持国内秩序及为发展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这样的政府，将会得到我们能够给予它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
殷殷期望与重重信任，皆对袁世凯而发。
而后，凭借洋人们集体发力施加影响，袁世凯成功地迫使载沣辞去摄政王一职，拔去了他最后的眼中钉。
除了政治上大表支持，列强在财政上也动真格的。在“严表中立”的口头许诺叫嚷不停的时候，四国银行团私下心急火燎，“继续保持中立，就无异于坐视袁世凯失败，让事情发展到非用武力干涉不可的地步”（《美国对外关系》,1912年）。
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英国虽然在政治上支持袁世凯，但它竭力避免给予袁世凯物质、财政上的支持。特别是在贷款问题上，英国政府一直指示要“严守中立”，他们害怕革命党日后万一得势，会因此对英国的利益造成伤害。这一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阴沉心机，为其他列强所不具备。
由于看出中国的内战不可预见性增大，朱尔典希望袁世凯在使用武力的同时，也要采用谈判讲和的手段。他这种想法，与袁世凯一拍即合。汉阳攻克后，袁世凯立即打出“和谈牌”。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袁世凯撤销唐绍仪的议和代表职务，自揽一切谈判大权。当时，他让伍廷芳来北京，伍廷芳让他来上海，双方看上去闹得很僵。
中国政治，大抵如此，谈判桌下的磋商，才有新进展和真内容。
孙中山在南京当上“临时大总统”，最使袁世凯感到不满意。他开始对南方要他当“华盛顿”的许诺感到怀疑，所以才撤掉唐绍仪，并发电责问伍廷芳：“国体问题既由国会解决，乃闻南京忽已组织政府，显与前议相背。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
南方的革命党人，内心其实很脆弱，特别是看见袁世凯以强硬手法招回唐绍仪后，心中十分着慌，纷纷向孙中山施压，要他迅速作出反应，表示出他南京“大总统”的临时性，给袁世凯一种“虚位以待”的姿态。
其间，黄兴着急，伍廷芳着急，胡汉民着急，汪精卫也着急。
黄兴本人曾在南北方和谈的草约上签过字，答应清朝退位后袁世凯做大总统。所以，他亲自见孙中山，苦口婆心劝说，以免自己失信于人。
伍廷芳不顾年龄身体，不辞艰难，不避劳怨，与唐绍仪周旋密议，一心想使南北避免兵争。但他对孙中山的恋位不去（特别是后来孙中山又想出第二批条件诸如要袁世凯到南京就位等事）大感恼火，怒斥孙中山“所开条件，逐日变易，使（我）廷芳茫无所措，而前后不符，受人疑驳，更无以取信于天下！”（伍廷芳《复孙文电》）。
胡汉民着急，是怕袁世凯急了“变成”曾国藩，像当年打“太平天国”一样，倾尽全力扑灭革命。
对于大总统一职，孙中山当然不肯轻易放权。
最后，还是多年铁杆支持孙中山的汪精卫苦口婆心，让他看清形势：“元首之位，袁世凯志在必得。只有这样，清帝才有可能退位，共和方可成为现实。否则，北洋军挥军南下，乘武汉新胜之余，凭锐恃强，可一鼓而下南京。如此强弱悬殊，天下大势可判。现在，不如忍痛退让，让出大总统之位，如此可促成借袁世凯之手，推翻清廷。”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