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犯上窝里斗
许定国杀高杰的“睢州之变”
许定国在睢州诱杀高杰事件，是南明弘光朝一个事关全局的大事件。
高杰在前文中有叙述，这里要细讲一下许定国其人。
许定国，字肤公，河南太康人，出身贫寒，少入行伍，膂力过人，据说能双手举起千斤大钟，所以有“许千斤”的绰号。
此人年轻时，一直在明朝辽东的军队中闯荡，因在山东平灭白莲教有功，得升为副总兵。崇祯初年，他被调任河南，大概是从崇祯六年待到崇祯十二年。其间，许定国一直同农民军作战，并取得了太康之战的胜利。
总体来讲，许定国战绩一般，主要是与农民军周旋而已，但个人势力日益壮大。
崇祯帝在河南新设河南总兵，委与原为河南巡抚的张任学，把时为“署镇”的许定国调往山西。崇祯十四年（1641年），许定国才被实授为山西总兵，当其时，他已年近七十。
不久，由于李自成在河南展开猛烈进攻，围困开封，明廷命令许定国率五千精兵从山西赶往河南进行援助。此时的许定国，心怀简慢，上疏崇祯帝，要求朝廷先发赏银、赏缎和银牌。出于事急，明廷兵部满足了许定国的要求，凑银凑物运至山西。
许定国得钱得物却不出力，行至山西沁水时，他就开始磨蹭、拖延，并暗中唆使部下士兵哗变。然后，他就以安抚为名，长时间在沁水一带逗留观变，生怕临老死在河南农民军的刀下。
明廷兵科给事中不久上疏劾奏许定国“挟非分之赏，率援汴之师，阴纵士卒而归，借口招安，逍遥河上”。
由于事实清楚，许定国被明廷逮入北京，下狱论死。如果在平常，老匹夫肯定难逃刽子手的大刀。
但是，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农民军在河南大败明军后直扑陕西，打死明朝大帅孙传庭，进军延安、榆林后，直向山西进发。
病急乱投医，毕竟许定国是个具有作战经验的老将，在兵部尚书张缙彦保举下，明廷把许定国从狱中放出，授河南援剿总兵一职，让他跟随兵部右侍郎余应桂收拾孙传庭死后留下的残局。
余应桂是文臣，又无胆略，没到山西就停步不走，很快被猜忌多疑的崇祯帝削职逮问，这样一来，许定国上面没有了文臣“督师”，重新回到他的根据地河南。
由于他先前在河南待了六年多，培植了不少私人势力，所以如鱼得水，旧部纷纷来归。
北京的牢狱生涯使许定国对明朝上层心怀怨恨，他专心经营自己的势力，以图在乱世中自保。
于是，他以睢州为根据地，散尽家财，购买军械，召集军士，专心拥兵自固。在一年多时间内，聚集了一万多能战之士。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间，农民军兵临北京城下，崇祯帝四处下诏让各将“勤王”，并提升许定国的官职。但许定国不为所动，根本无任何报国忠君之心。相反，他率部下军将，趁乱大掠商丘、宁陵，与当地明军互相攻击，杀人盈野，蹂躏地方。
崇祯帝自杀后，清军入据北京，弘光帝继位于南京。河南一带，变成了“三不管”地带，但各方势力盘根错节，各自盘踞。河南南部、东部，残明将领居多；河南西部的洛阳、陕州、灵宝，有不少农民军的队伍；而清军，主要集中于豫北的卫辉、怀庆二府。
思前想后，在局势未明的情况下，许定国与南明弘光政权搭上线。弘光帝授他“镇北将军”一职，并让他率兵北进开封。
许定国自然不愿离开老窝睢阳，借机拖延。同时，为了给自己上双保险，他暗中与清朝在卫辉的河南巡抚罗绣锦通气，表示愿意归顺清廷。虽如此，他也只是口头表示，没有实际行动，因为清廷当时在河南的力量非常薄弱。罗绣锦也不傻，他向清廷打报告，指出许定国心怀叵测，有可能趁清军南下或西入有所动作，不得不防。
许定国虽是南明在河南的重将，但他名义上是四镇中势力最强的高杰的部属，因为当时高杰有统辖河北、河南等地的权力。
许多历史书籍皆讲高杰与许定国有“私仇”，特别是史学大家谈迁，在《国榷》中讲高杰为农民军时，曾杀许定国一家。此种说法多为日后正史所采纳，敷衍成篇，以此作为许定国杀高杰的原因。
仔细研究各种史料，可以发现，谈迁的说法似乎站不住脚。
1645年，即顺治二年年初，许定国遣其子许尔安、许尔吉两人渡河，赶到清朝的王爷豪格处投降，当时二人皆是成年人，为明朝参将；七月间，归降清朝的许定国随清军南下，其妻邢氏年老多病，上书清廷乞还老家——从这两条就可以看出，许定国的老妻、壮子活得好好的，哪里有一点儿“全家被杀”的影子。
此外，许定国杀高杰后给清廷上揭帖，也只讲高杰诬称他结交清朝，并未称二人之间有杀家毁宗的私仇。如果真有这种仇恨，在价值观首推孝道忠义以及看重家族血脉的明清之际，许定国一定会把家仇拿出来说事，因为这些更可凸显他投效清朝的无辜和“孝勇”。
所以，流行的有关许定国杀高杰是为全家报仇的说法，基本没有什么可靠的史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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