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无远见的政略
南明“借虏灭寇”的国策
弘光帝继位后，立刻宣布要为崇祯帝“复仇”，把矛头直指农民军。这一帮朝臣，无论贤愚，都似乎忘记了现在与南明争天下的不是“贼”，而是“虏”——清朝政权。
弘光政权之始，有史可法、姜曰广、高弘图、刘宗周等正人君子在朝，他们首先裁撤南北镇抚司，清除特务组织，看上去很有新气象。
在设立四镇的同时，大为可笑的是，弘光朝廷还天真地封早已剃发降清的吴三桂为“蓟国公”（人家已是清朝“平西王”）。在最关键的对外政策方面，无论是史可法还是马士英，皆一心奉行“借虏灭寇”（“款清灭寇”或“酬虏灭贼”）的政策。
此举，谬莫大焉。
历史的事实早已证明，对于明王朝来讲，除农民军以外，清军是最凶恶的敌人。早在皇太极时代，后金就打算与中原各路农民军瓜分大明朝，严禁士兵与农民军“交恶”，很想浑水摸鱼，趁火打劫。多尔衮掌权后，得知李自成占领北京，他立即派使者携亲笔信向“闯王”示好，表示要“并取中原”。只是李自成当时太过张狂，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后来，在汉人范文程等人的怂恿下，多尔衮终下决心，要趁乱入主中原，与大顺政权一决高下。可巧的是，天上掉下来个吴三桂，这位爷把山海关拱手献与清廷，联兵共击李自成，终于使多尔衮来到了努尔哈赤、皇太极做梦才能到达的北京皇廷。
当然，以马士英为谋主的弘光朝廷，最早提出“借虏灭寇”，不是出于对形势的误判，确实是由当时信息不灵所致。他们认定吴三桂一心为明朝社稷，尤其是他率军大败李自成，在南明诸臣眼中，简直就是“不贰功臣”。至于吴三桂已经献出山海关、投降清军的事，弘光君臣完全不知情。在这种情况下，马士英提出，借助吴三桂之力，联合清军打击农民军，并天真地认为此举可以使清军与农民军在交战中“两败俱伤”。同时，江北诸镇明军可以与左良玉等军队四下出击，最终能进往山西，追堵农民军的东下之师。取得阶段性胜利后，再与清军讨价还价，最终的目的，是送钱送物把清军“请”出关外。
不仅仅马士英这样想，史可法、刘宗周这些正人君子也是如此想，他们皆认为“雪先帝仇耻”（为崇祯帝报仇）最重要，所以“款虏不为无名”，借虏灭贼，誓要把农民军消灭干净。可见，南明诸臣，没有一个人能清楚认识到当时最大的敌人不是“贼”，而是“虏”。
清军占领北京地区后，日子一直不太平。北直隶地区人民纷纷揭竿而起，道路阻塞，清朝统治岌岌可危。而在山东一省，清军只有数千残兵散勇，正规军主力去追击大顺军了，当地的清朝官员心急火燎，唯恐南明政权会乘虚而入。河南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盗贼四起，清军很难有效管制。
在这种形势下，南明君臣没有任何进取的动作，只有偏安坐等之心，丧失了趁乱收取山东、河南的大好机会。当然，南明内外几个中下级军官，如兵科给事中陈子龙、吏科给事中章正宸，都曾上疏，指出秋高马壮之后，清军肯定会控弦南指，饮马长淮。他们都认为，清廷表面上声称为明朝报仇，实则“蓄谋难测”，提醒朝廷不可盲目仿效唐朝利用回纥军队平定叛军的故事来麻痹自己，并语重心长言及北宋借金灭辽、南宋借元灭金的历史教训。可惜的是，南京朝中，无人听信。
弘光政权的文臣们抱定“借虏灭贼”之心，武将们内心更怯，他们连农民军都打不过，又怎敢与打败农民军的清军交手！
南明朝廷逡巡犹疑之下，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一块一块沦入清军之手。
事实上，清军初取北京，已经是意料之外的大喜，大多数贵族皆主张在北直隶等地大肆屠戮一番后，饱掠而归关外老巢。雄才大略如多尔衮，一直坚持皇太极以北京为都城的进取政策，但他当时最大的野心只是立足于北中国，与南明讲和，划江而治。但是，清廷内部的汉人走狗和在北京降清的明朝官员，纷纷上言，请求清廷一统天下，竭力张扬江南经济漕运对清朝立国的重要性。特别是那些南方省籍的降臣，大讲特讲江南的民风脆弱，不堪一击。所有这些“劝告”，最终使多尔衮下定了统一中国的决心。
当然，此时清廷属下汉人文臣奴才众多，远非努尔哈赤时代动辄喊打喊杀的小边酋味道。他们开始喜欢“礼尚往来”。先以多尔衮名义，给史可法发去一封书信，大讲清朝为明朝“报仇”的“功劳”后，指斥南明诸臣拥立弘光帝是自取灭亡，恫吓之意，非常明显。
由于这份由汉臣起草的恫吓书文采太好，笔者不得不摘录全文（此文大概是降清的上海籍东林党人李雯写原稿，范文程亲自润色。括弧内文字系笔者所加，下同）：
清摄政王致书于史老先生文几：
予向在沈阳，即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马。及入关破贼，与都人士相接，识介弟（指史可法堂弟史可程）于清班，曾托其手勒平安，权致衷绪，未审何时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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