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当时机中不恰当的人
弘光帝即位
北京陷落于李自成之手后，南京的官员们忧急万分，非常想知道崇祯帝及其三子的下落。
本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准备率兵渡江“勤王”，但有消息说崇祯帝已经乘舟入海南下，大家只能按兵不动。不久，忧喜参半的南京官员终于得到一个明白无误的情报——崇祯帝已经自缢殉国。如此，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马上拥立一个新君，以此作为恢复大明朝的政治象征。
在南京，最有实权的当属手中握兵权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其次是南京守备太监，再次是提督南京军务的勋臣。以史可法为主，南京及附近地区的明臣展开了立新帝的大讨论。
崇祯帝已经“龙驭宾天”，他的三个儿子仍旧下落不明。当务之急，是要保证皇位继承有人，否则天下群龙无首，就谈不上重整旧河山。
立君这个大问题，有些当代的畅销书作家认为：“大臣们要从皇帝宗亲中选出最聪明的人当皇帝。”
完全不是！立嫡不以长，立长不以贤。如果谁最聪明谁就有资格当皇帝，封建宗法早就乱了套。对于南明大臣们来讲，拥立新君，最要紧的是依据血统，谁与崇祯帝血统最近，谁就最有资格当皇帝。
依据血统，最有资格当皇帝的，非福王朱由崧莫属。而且，他与潞王朱常汸近在淮安，立时可至南京。从明神宗一系来讲，福王朱由崧是明神宗之孙，与崇祯帝同辈（其父老福王已在河南被李自成农民军吃掉）。虽然惠王和桂王当时仍旧活着，二人都是明神宗之子，但他们远在广西，辈分比崇祯帝高一辈，不如福王朱由崧“弟终兄及”名正言顺。至于史可法等南京大臣心仪的“贤王”潞王朱常汸，乃明神宗之侄，血统稍远。
福王朱由崧虽然最有资格当上新皇帝，但他几乎当不成。为什么呢？
不为别的，源于明末愈演愈烈的党争。本来，天启帝时东林党与阉党争斗甚烈，崇祯帝继位后大力打击阉党，已经使党争基本消失。恰恰是福王朱由崧的继位，引发了南明新一轮党争，朝臣们斗来打去窝里反，直至南明灭亡。
说到晚明党争，不得不提老福王朱常洵。他的生母郑贵妃，乃明神宗宠妃，所以神宗皇帝一直有意立他为帝，冷落长子朱常洛。一念之动，引发了长达二十五年的“立储之争”，群臣为了“争国本”，互相抨击，各方焦头烂额之下，直到万历二十九年，明神宗才不得不封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为了补偿，他又封爱子朱常洵为福王，建藩河南，以天下膏血供养这个痴肥儿子。
在因立储而兴起的党争中，吏部郎中顾宪成被贬回原籍无锡，与高攀龙等人在东林书院讲学，逐渐结派兴帮，形成了一股很大的政治势力，时称“东林党”。同时，以首辅沈一贯为首的“浙党”联合“齐党”“楚党”（均以老乡关系结党），与东林党在朝中朝外互相攻击，而后魏忠贤一派“阉党”也加入其中，双方势同水火，不能相容。
相对而言，自然是东林党多君子，阉党多小人。但党争之下，意气用事，东林党人多尚空谈，误国不少。这些以王阳明“心学”为思想指南的士大夫，太过清高自重，凡事爱讲大道理，根本不考虑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嘴里整日谈讲性命之理，务虚名，弃实用，最终使得朝政一发不可收拾。
由于明末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均与老福王朱常洵及其母郑贵妃有关系，所以，聚结于南京的以东林党为首的士大夫阶层，自然对小福王朱由崧极其敏感。正因当年东林党人据理力争，老福王才最终没能登上皇储之位。东林党人神经非常敏感：倘使老福王之子小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位，他翻起旧账，打击报复，东林党人自然不会有好果子吃。
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是东林党人左光斗的高徒，对福王之立，当然有所顾忌。而游走于江南的东林党党魁钱谦益，也从私利出发，联合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詹事府詹事姜曰广以及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等人，四处游说，竭力主张“立贤”，即准备拥立潞王朱常汸。
东林党人的出发点是党派利益，但是，福王朱由崧的确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位福王朱由崧，是明神宗宠儿老福王朱常洵的庶长子。十岁那年（万历四十五年），朱由崧便被封为“德昌王”。由于老福王的王妃邹氏自己没儿子，朱由崧便得为福王世子。
真是有其父便有其子，朱由崧和他爸爸老福王恰似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爷儿俩不仅长相相似（都是巨胖身材），而且吃喝玩乐方面的低级趣味，也是一模一样。这父子俩在洛阳王宫内，花天酒地，渔色无度。如果没有李自成造反，估计这一对活宝父子会安然度过余生。
崇祯十四年，李自成农民军进攻洛阳，老福王被烹杀，朱由崧腿快，趁乱跑掉，捡得一命。
崇祯帝对朱由崧这位堂兄很照顾，不但遣人好生安顿，而且不久后就下诏，让朱由崧嗣福王之位，由此，他就由“德昌王”变成了“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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