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同学少年
“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了只剩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
这是鲁迅为他的《野草集》所作的“小引”。
文中还有一段，进一步告白他的回忆感觉：“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鲁迅写这“小引”时是一九二七年的五月，在广州。
鲁迅文章的遣词，有时看似随意，然细一品咂，却分明是极考究的。比如形容街上的人流如织为“扰攘”，形容屏息敛气为“悚息”，而形容隐蔽又为“伏藏”。他是不怎么用司空见惯的成语的，每自己组合某些两字词，使我们后人读到，印象反比四字成语深刻多了。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居然用“离奇”二字来加以概括，这也是令我有“离奇”之感的，我咀嚼出了吊诡的意味。
我对八十多年以后的中国的当下，往往也生出“离奇”的想法。又往往，和当年的鲁迅一样，亦觉“心里是这么芜杂”。并且呢，同样常被回忆所纠缠，还同样时觉无聊。我怕那无聊的腐蚀，故在几乎“只剩回忆”的日子，也会索性靠了回忆姑且抵挡一下无聊的。
近来便一再地回忆起我的几名中学同学。在我的中学时代，和我关系亲密的同学是刘树起、王松山、王玉刚、张云河、徐彦、杨志松，我写下的皆是他们的真实姓名。我回忆起他们时，如鲁迅之回忆故乡的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那都是养育百姓生命的鲜美蔬果。而我的以上几名中学同学，除了徐彦家的日子当年好过一些，另外几人则全是城市底层人家的儿子。用那些生长在泥塘园土中的蔬果形容之，自认为倒也恰当。与鲁迅不同的是，我回忆他们与思乡其实没什么关系，更是一种思人的情绪。自然，断不会生出“也不过如此”的平淡，而是恰恰相反，每觉如沐煦风，体味到弥足珍贵究竟有多珍贵。
我和树起在中学时代相处的时光更多些。我家算是离校较远了，大约半小时的路。树起家离校更远，距我家也还有二十分钟左右的路。那么，我俩几乎天天结伴放学回家是不消说的了。走到我家所住那条小街的街口中，通常总是要约定第二天在街口互相等，一块去上学。路上是一向有些话题可说的―学校里的事，班级里的事，各自家里发生的烦恼，初中毕业后的打算，谁在看一部什么小说，等等。有时什么也不说，只不过默默往前走，那是要迟到了的情况下。还有时一同背着课文或什么公式往前走，因为快考试了。
树起家在一片矮破的房屋间，比我的家还小，还不成个样子，简直可以说成是土坯窝。回到那样的家，差不多可形容为一头钻进窝里。但在当年的哈尔滨，那样的人家比比皆是，所以小儿女们并不觉得自己多么可怜，并且照样爱家、恋爱，在乎家之安全和温暖。树起和他的老父母以及弟弟、妹妹住在一起。当年他的父母亲都已经快六十岁，在我们几个同学眼中是确确实实的老人了。然而他的父亲还在工作着，是拉铁架子车的。那种车在当年是哈尔滨市的主要运载车，一般情况下不是谁有钱就容易买到的，得凭证明，属于“劳动资产”。他父亲刚一解放就是拉那种车的车夫，那车对于他父亲犹如黄包车之于祥子，只不过他拉的不是人而是货物。
我和树起一起上学去，有时他会给我一个大的蒸土豆，或半块烙饼。若是夏天，或一个大的西红柿，一条黄瓜。那是挨饿的年代，给人任何可吃的东西都是一份慷慨，一份情义。他心里就是那么的有我。记得有次他还给了我几块很高级的软糖，我极享受地吃着时，他告诉我他的三姐结婚了。他有四位姐姐，这着实是令我们几个羡慕的。
树起学习很好，数理化及俄语四科成绩在班里一向名列前茅。他耿直、善良，具有天生似的同情心，眼见不正义的事他是很难做到不上前干涉的，而发现一位老人或孩子当街跌倒了，他是那种会赶紧跑过去扶起来的少年。“文革”前，我们之间从没发生过争论。这么好的同学，我和他争论什么呢？他对人对事的看法，我一向认为是客观公正的。
“文革”中，他的表现也很“特别”。他是班里的好学生，完全置身事外不行的。他从没亲笔写过大字报，别人写了让他签名，以示支持，他也要认认真真地看一遍，倘觉得批判的内容不符合事实，那么他就会拒绝签名。倘觉得其中一句话甚或一个词对被批判的人具有显然的侮辱性，他竟会要求对方将那句话或那个词涂抹了。他这一种“特别”，当年深获我的敬意。
但我们之间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论，在国家主席刘少奇也被“打倒”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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