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灾荒的历史警示
※开拓灾荒史研究的新领域 注 《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3月出版。修订后收入《灾害管理文库》，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办公室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
——《近代中国灾荒纪年》前言
1987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刊载了如下一条消息：
“据民政部农救司今天提供的资料，近年来交替发生的旱灾、风暴灾、霜冻灾、病虫害和地震等自然灾害，使我国农村每年平均有五六百万间民房被毁坏，有五六千人死于非命，近三亿亩农作物受灾减产，造成一亿多人缺少口粮。国家地震局局长安启元透露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种自然灾害使中国蒙受的经济损失已达数千亿元，政府用于各项救灾的专款达数百亿元。减轻自然灾害，减少人为事故，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当务之急。”
当时，这本《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的初稿，才写了1/6。读到这则消息，使我们进一步增强了尽快完成这部书稿的决心。不言而喻，在推翻了腐朽的反动统治、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和抗灾能力较之过去已有很大提高的今天，自然灾害尚且带给人民如此巨大的损失，那么，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这种灾害的严重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把中国近代历史上自然灾害的基本面貌加以系统地整理和描述，使人们对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灾荒状况有一个总体的全面的了解，这不仅对研究近代社会和近代历史很有必要，就是在今天加强灾害对策研究的工作中，也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的。
我们选择近代历史上的灾荒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这个想法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了。把这一愿望付诸实施，则是在前几年史学界热烈讨论“史学危机”的时候。对“史学危机”这个提法，有人赞成，有人反对，看法并不一致。平心而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最近10年来，历史科学的发展是迅速的，成绩是巨大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也确实应该承认，史学研究还很不适应飞速前进的社会发展的需要，同现实生活的结合不够紧密，没有能充分发挥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理应起到的作用。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以为，很重要的一方面，是要努力克服史学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几个主要弊端，这就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简单化；研究题材的单一化；研究方法和表述方法的程式化。拿题材问题来说，社会历史本来是五彩缤纷、丰富复杂的，只有从各个不同角度去观察、研究、分析，才能描绘出真实的、丰满的、有血有肉的历史本体来。但我们却常常只是把最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历史的政治方面，而政治史的研究又往往只局限于政治斗争的历史，而且通常被狭隘地理解为就是指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历史。研究阶级斗争史，又只注意被压迫阶级这一方，或者是革命的、进步的一方，不大去注意研究统治阶级或反动的一方。结果，势必把许多重要的题材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而最被忽视的，则要算是社会生活这个领域。实际上，不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全方位的综合考察，要深入了解特定时期的社会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
灾荒问题，是研究社会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自然灾害不仅对千百万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而且从灾荒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中，可以揭示出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许多本质内容来。
一旦接触到那么大量的有关灾荒的历史资料后，我们就不能不为近代中国灾荒的频繁、灾区之广大及灾情的严重所震惊。就拿黄河水灾来说，有道是，“华夏水患，黄河为大”。历史上有记载可查的黄河大决口即达1500次左右；进入近代以后，黄河“愈治愈坏”，如《清史稿》所说，“河患至道光朝而愈亟。”1885年12月26日（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上谕也承认：“黄河自铜瓦厢决口后，迄今三十余年，河身淤垫日高，急溜旁趋，年年漫决。”其实，年年受灾的何止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其他不少地方亦大抵如此。淮河流域的皖北地区，“秋禾则十岁九淹”；长江流域的湖北一带，“被水成灾”之处“几于无岁无之”。京师和直隶地区，同治年间，永定河曾连续决口十来年，有一次特大洪水，卢沟桥流量达到一万四千秒立米，前三门水深数尺，不能启闭；所以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书》说“顺直水灾，年年如此，竟成应有之常例。”珠江流域的广东，据张之洞在1886年11月10日（光绪十二年十月十五日）的奏折所说，水患“从前每数十年、十数年而一见，近二十年来，几于无岁无之。”膏腴之地尚且如此，其余省份更可想见。近水地方，水患频仍；高原地区，则是亢旱连年。这些情况，只要稍为翻翻本书，就可以得到一个清晰的印象。所以，相当一批地方，“十年倒有九年荒”，丝毫不是文学上的夸张，而是实际生活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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