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感谢学习出版社给我提供了一个整理旧稿的机会，借此也对自己近20年来的学术生涯作一次清理和盘点。根据出版社的要求，我从改革开放以来发表的文章中，选取了33篇，编成这本《自选集》。文章没有按发表的时间先后排列，而是将内容相近的放在一起，编成了五组。
第一组是讲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我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其实首先是为了解决自己的思想困惑。在20世纪80年代，以电视政论片《河殇》为代表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曾经喧嚣一时。当时的报刊上，充斥着形容和描述我们祖国和民族“丑陋”、“愚昧”的文章。有的说：“中国是个没有个性的国家”，“积淀在我们民族血管里的”只是“奴性”；缺乏创造力，安于现状，畏怯斗争，逃避现实，“成为整个民族的人格”；也有的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只是一堆糟粕和垃圾，这种“千年不死的劣根”“早就该后继无人”，加以“整体地打破”和“全面否定”；还有人直截了当地公开表示了对于爱国主义的轻蔑，宣称“如果要我彻底说，我不赞成爱国主义的口号，至少不是完全赞成。”“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肖子孙，且以此为荣。”说实话，对这些议论，从思想感情上是无法接受的。但是，这些说法究竟错在哪里？历史的真相究竟怎样？自己一下子似乎也说不大清楚。于是就去看书，向历史去做调查。看来看去，终于弄明白，这些情绪化的语言，其实只不过是服从于某种政治图谋的信口雌黄，与真正的学术研究没有一丝关系。就这样，我围绕这个问题写了一些文章，讲了自己的一些学习体会，也可以算是对上面那些议论的一种回答。
第二组文章主要围绕着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道路展开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的繁荣，各种不同学术观点的分歧和论争也越来越多。这自然是好事情。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几乎没有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不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意见，而分歧主要集中在发展线索和发展道路上。既然有各种互相矛盾甚至互相对立的不同意见，自然总会有对有错，有是有非。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也总要表明自己主张什么，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里的几篇文章，主要谈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一些思考和认识，当然，这些看法能否成立，是否正确，最终要经受客观存在着的历史真实的检验。
第三组文章是对晚清社会生活和社会变革的具体考察。任何人对历史的观察、认识、诠释，必定由某种历史观所支配，不是这一种历史观，就是另外的某种历史观。有人主张，要“多一些历史感，少一些历史观”，其实这是做不到的，因为历史观没有多少之分，只有对错之别。主张“少一些历史观”的人，本意是希望少一些唯物史观，因为他曾明确宣称，人们对唯物史观的“盲目崇拜和狂热迷信”，使研究者“不知不觉地放弃了对历史过程的理性探索精神，习惯成自然地丧失了历史批判的科学能力。”加给唯物史观的这个罪名，我以为未免失之于武断。这里的几篇文章，从我主观上说，是力图用唯物史观的指导来进行研究的。是否运用得好，另当别论；但在学术实践中，唯物史观除了给我提供了观察问题的科学观点和方法外，并没有妨碍我对历史现象进行“理性探索”，更没有妨碍我去探求和认识历史真相。这一点，自己是有深切体会的，这几篇文章也多少可以作个见证。
第四组文章是对中国近代灾荒的研究。1985年起，我同几位同志一起，组成了“近代中国灾荒研究”课题组，开始了对灾荒问题的研究。这个工作一直到现在还在进行。在我国，早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就有一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者进行灾荒史的研究，并取得一批相应的学术成果。1937年，邓拓同志以邓云特的笔名发表了《中国救荒史》，成为我国学术史上第一部较为完整、系统、科学地研究中国历代灾荒和荒政的专著。新中国建立以后，为了经济建设和防灾、抗灾的需要，许多自然科学工作者展开了对各种自然灾害规律的探讨，从天象、气象、水文、地质、地理、生态等角度，系统地揭示了几千年来特别是近500年来旱涝、地震等各种灾害的演变趋势、自然成因及其影响，提出了灾害防止的技术、工程对策，这是灾荒史研究的一个巨大的成就。我们所做的工作，只不过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即以灾荒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为视角，对灾荒史的研究作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入而已。自然灾害，当然是由自然原因造成的，但不同的政治条件和社会环境，对灾害的发生及其后果会有很大的差异。这也正是把灾荒同社会联系起来考察的意义所在。
最后一组文章涉及的是关于文科教育和文科学科建设的问题。我从1952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半个多世纪来，其实只做了两件事：一是教书，后来还做一点教育管理工作；二是搞一点史学研究。在这期间，当然免不了要对文科教育和文科学科建设发表一点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文科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人才培养是学科建设的根本和出发点，学科建设则为人才培养提供学术条件和质量保证。只有这两个方面都抓好了，中央提出的“努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目标才能顺利实现。
这五个方面，大体包含了自己这些年来学术活动的几个主要研究方向。文章的是非得失，最后和最高的裁判者自然是读者。但无论如何，有一点自觉是可以心安理得的，那就是文章所写的，确实是自己平时的所思、所想，有的甚至是不吐不快的话，也就是说，这里讲的都是真心话。所以，对也罢，错也罢；深刻也好，浅薄也好，都应该文责自负。真话不一定都对，但假话一定都不对，因为他言不由衷。能够向读者讲由衷之言，这使我心里感到塌实。
2004年10月3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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