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奇遇记
下午五点钟，峡湾背着画具回到幸运路十三号院。上周，她在琳琅阁公园卖了一幅水彩给一位日本游客；这周生意倒也不算太差，只不过比上周少卖一幅。琳琅阁是清代藏书家建造的藏书楼，重檐歇山、脊兽俊美，乃本地名胜，也是满城建筑里峡湾画得最熟练的一座。不过天冷了，园子秃了，游客像穷人家的粥一样越来越稀，画也卖不出去。峡湾拽着脚走在通往十三号院的窄路，口袋里装着一块既是午餐又是晚餐的夹心面包。
十三号院是一幢老楼，原本是旁边钢铁厂的职工宿舍。钢铁厂早就不复存在，职工也都变成了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有些实在老得没法独居的，便搬去跟儿女住，把这儿的老房子租出去。峡湾的房东就是一位搬到悉尼去带孙子的老太太。她从道路两边一长串汽车构成的小巷走向十三号院五单元楼门，大多数汽车轮子上都盖一块小木板，因为老太太们养的狗爱往轮胎上撒尿，管你是保时捷还是卡宴都给尿出一对骚轮胎。
五单元一楼最靠外这间，是送饮用水的；另一间的租客在屋里搞美容按摩，门上挂木牌，上写“幽兰境界”，路过确能闻见一丝怪怪的香味。二楼的一家是靠退休金度日的丧子老夫妇，平常没动静，也不开门，只有每周末孙子过来时有些声气。另一家刚生了二胎，每天垃圾袋倚墙排出三四个，婴儿伞车、幼儿三轮车都陈列在楼道里，配合室内时而传出的气势磅礴的婴啼。峡湾有时会遇到抱婴儿出门晒太阳的安徽老太太。人家总是立即站住，脸上平地就起了一个亲善极了的笑，说：“小宝快看，大画家阿姨。”这种笑总是弄得峡湾抬不动腿，觉得不陪着聊一会儿，自己就是反社会人格。
楼上楼下的人都叫她“大画家”。其实当街卖艺，不算画家；给餐馆墙上画车轮大的菠萝披萨，也不算画家；要在正经画廊里参展并且卖出画，才算。峡湾毕业第二年，就有两张作品在城里第二大的画廊参展，有一个日本商人买了其中一幅。可惜又几年过去，识货如柴崎先生的人再没出现过。
岛礁是这么安慰她的：“卖出一幅就行了，凡高一生也只卖出一幅《红色葡萄园》，所以就算你今后再也卖不出画，美术史的某个段落里照样会称你为画家。”岛礁是峡湾的合租伙伴，不是男友。当初很多人觉得跟一个单身男人合租，不啻开门揖盗，危险大来哉。峡湾却一点都不在乎，被人担心得急了，她就笑笑说，他跟我掰手腕都掰不过我！
其实她知道岛礁只是让着她。他是个颇有骑士风度的男青年，一起看房、交完定金之后，说好平摊房租，但他慷慨地把向阳的大间卧室让给了她。
岛礁在大学里念的专业十分冷门，叫“图书馆学”——每次自我介绍都要跟上一大串解说的冷学科。现在他靠写作为生，什么都写，书评、影评、艺术评论、小说，每类稿子的稿费都很微薄。他为自己确立的主业是写小说，写其余东西都是兼职，为了养着写小说的那个自己。他出版过一本短篇小说集，可称为作家，但自我介绍时又不能自称“我是个作家”，就像峡湾也不好自称“我是个画家”，只能别扭地说“我是个写小说的”“我是个画画的”。记者是者、律师是师，都有个平易、和蔼、稳固的社会位置，唯有作家、画家，不成“家”，只能飘忽而不确定地存在着。
有一回，某个编辑约岛礁给一个极少主义艺术展写评论。展览主角是峡湾的大学教授，她虽毕业了，也被叫去，穿着旗袍站在门口，负责请嘉宾签名。恰逢她那天刚得知，一笔插图稿费又要被拖一个月才能拿到，心情奇坏，而岛礁签名时随口开了一句丰塔纳的玩笑（卢西奥·丰塔纳，意大利艺术家，极少主义鼻祖），峡湾立即毫不留情地嘲讽他。展览结束，两人从美术馆一路吵出来，都觉得必须一起吃顿饭接着吵。在一家小馆吃完腊八蒜炒肥肠和糖醋带鱼，预先花掉那篇评论的稿费之后，他们已经决定搬到一起了。
就像福尔摩斯和华生一样，他们开始搭伙生活。除了穷之外，他们还有非常多的共同点和互补之处，实在是彼此的最好选择。例如，一个喜欢做饭一个不喜欢；作息都不稳定；都不喜爱猫狗等宠物……
峡湾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三姐妹依次相差一到两岁，俗语叫“踩着肩膀下来的”。父母要求她们必须、至少、起码要把弟弟买房结婚的事办妥。大姐工作五年，给弟弟攒出一套房子的首付；二姐工作四年，给弟弟攒出一半彩礼。峡湾收入微薄，每月帮弟弟还房贷都很吃力，在家里有些抬不起头来。好在小弟虽然换女友如风车，但对三姐感情特好，当游戏代练赚的钱尽管不多，给女友买耳环时还会想着给姐姐捎一副，十分感人。
岛礁第一次听说峡湾每月替弟弟还贷，平地跳起三尺高。“这！什么爸妈！什么弟弟！压榨女儿！简直！吸血鬼！”
峡湾坐着看岛礁跳高，显出一种深思熟虑后的平静，“我还是爱他们的。再说我又能怎么样呢？跟家庭决裂？那我过年去哪里吃年夜饭？世上除了他们谁还愿意叫我的小名，知道我爱吃加糖的番茄炒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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