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五年（1866年），五十五岁的曾国藩在家书中对曾国荃回顾了他一生的三次“为众人所唾骂”及三次军事大失败：
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曾国藩全集·家书》，同治五年（1966年）十二月十八。]
第二年，他又在家信中对曾国荃回顾了平生“四大堑”：
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咸丰三年即1853年六月被赶出长沙）不与焉。第一次壬辰年（道光十二年即1832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第二庚戌年（道光三十年即1850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咸丰四年即1854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第四乙卯年（咸丰五年即1855年）九江败后赧颜走入江西，又参抚、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曾国藩全集·家书》，同治六年（1967年）三月十二。]
综合这两封信，让我们来历数一下曾国藩平生的五大耻辱。
一、秀才考试被考官公开批责
第一次是“壬辰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
壬辰年是道光十二年，这一年，二十一岁的曾国藩又一次参加秀才考试。也许是天资确实钝拙，也许是父亲兼老师曾麟书的教育方法有问题，曾国藩此前五次考秀才，都名落孙山。道光十二年这一次，曾国藩考前下了苦功准备，考后也自觉发挥不错。结果发榜之日，却被学台（即湖南省学政，相当于今天的省教育厅长）悬牌（发布公告），责其“文理太浅”，以佾生注册（“佾生”是指考秀才虽未入围但成绩尚好者，选取充任孔庙中祭礼乐舞的人员。获“佾生”资格则下次考试可免县试、府试，只参加院试即可，故称“半个秀才”）。
在一般人看来，获得“佾生”资格也算是小有收获，值得祝贺。曾国藩却视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悬牌批责为奇耻大辱。回到家塾“利见斋”，他闭门不出，咬牙发愤。没想到这一次“悬牌批责”，居然如当头棒喝、醍醐灌顶，学了十六年也没有学通的曾国藩有如桶底脱落，豁然贯通，突破了父亲刻板教育下形成的僵化文笔思路，文理大进。次年，第七次参加考试，终于中了秀才。这平生第一大辱居然成了曾国藩一生功名的开场锣。又一年，他就中了举人；又四年，中进士，点翰林，从此飞黄腾达。
二、“画图甚陋”遭同事讥笑
（一）
第二次大辱，曾国藩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余初为京师权贵所唾骂”，另一种是“庚戌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这讲起来就要费些笔墨了。
曾国藩的京官生涯，仅从升迁角度看，是一帆风顺的。在京期间，他十年七迁，傲视群曹，从一个普通进士迅速成为副部级官员，这在道光年间是极为罕见的。
传统时代，人生的全部价值似乎都浓缩在升官发财四字之中。刚刚步入政治高层之际，曾国藩是十分兴奋的。他写家信说：“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如此顺利，连他自己都感到很意外。他不无自负地说：“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未敢为此不近情之称许。”[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0年。道光二十九年，致陈源兖书，第59页。]
也就是说，不但我当初没想到自己会升得这样快，就是那些非常推重我的好朋友，也没有人敢做这样大胆的预期。得意之态，溢于言表。
然而，翻检曾国藩在京期间的诗文，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一路飞黄腾达之时，曾国藩的许多诗文中却充满了失望、不满和颓丧之语。
比如这一首：
我虽置身霄汉上，器小仅济瓶与罍。
立朝本非汲黯节，媚世又无张禹才。
似驴非驴马非马，自增形影良可咍。
…………
这是写给好友刘蓉的。意思是说，别看我现在身居庙堂之高，其实只是庙堂之上一个没用的小摆设。我既无法像汉代大臣汲黯那样不顾性命直言进谏，也无法像张禹那样，甘言媚世，谋取高位。天天这样不上不下、非驴非马地混日子，只觉得自己面目可憎而已。
再看另一首：
微官冷似支床石，去国情如失乳儿。
…………
径求名酒一千斛，轰醉王城百不知。
…………
这是写给弟弟们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做这么一个小官，每天的工作如同支床石一样，疲倦麻木。我天天想念家乡，如同离了娘的小孩。愁闷极了，不如干脆找几瓶好酒，喝得大醉，什么都不知道好了。
有时候，他居然后悔进入仕途，梦想过上野人生活：
憾我不学山中人，少小从耕拾束薪。
…………
世事痴聋百不识，笑置诗书如埃尘。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十月初四，也就是他升位实职副部长后十个月，他在家信中竟然做了这样的表示：“吾近于宦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唯势之所处，求退不能。但愿得诸弟稍有进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资，即思决志归养，以行吾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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