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他这个副部长感觉自己的所作所为于国计民生无补。如果几个弟弟有谁能够出来做官，家里生计不至于困窘，他就打算辞官回家，侍奉堂上老人，不再混迹于官场了。
这样的文字还有许多。在写给陈源兖的信中，他说自己“时时有归家奉养之志”。咸丰元年（1851年），在写给欧阳兆熊的信中说自己近年来因“官牵私系，遂成废物”，“本欲移疾归去，不复尸素此间，重乖高堂之望，又逋责稍多，贾竖未能贳我，以是濡滞计期。岁以内，终当蝉蜕，不顾从子于万山中耳。”[《曾国藩全集·书信》，第73页。]也就是说，本想回家奉养父母，但是欠债太多，筹不到路费。不过不久之后，总会克服困难，返回家乡。在复江忠源信中也说：“计期岁内外，亦且移疾归去，闭关养疴，娱奉双亲。自审精神魄力，诚不足任天下之重，无为久虱此间，赧然人上也。”
是什么让他如此郁郁寡欢呢？
（二）
是道光晚年的政治低气压使曾国藩喘不过气来。
道光年间的大清王朝是一个病势危急、行将就木的病人。外部，鸦片战争让中华帝国臣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颠覆性的打击。内部，腐败已经渗透到帝国机体的每一个细胞，四肢五脏，无不腐烂，一场翻天覆地的大起义正在酝酿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大清朝的政治家们却燕巢幕上，安之若素。
道光皇帝在历史上以俭朴闻名，据故宫现存的画像看，道光皇帝确实节俭到了“骨瘦如柴”的地步。然而，他的能力也就到此为止了。道光皇帝的政治性格是因循疲沓，苟且偷安。道光朝先后出任首辅的曹振镛、穆彰阿、潘世恩等人，也都是“多磕头，少说话”的角色。他们谨遵道光“修修抹抹”、敷衍度日的政治方针，山雨欲来风满楼，满朝却昏睡如醉，大家如同坐在一辆老旧破车里的乘客，眼看着它奔向深渊，却都噤口不言，如同不涉己事。
只有曾国藩郁怀如焚。早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太平天国起义六年多前，曾国藩就敏锐地预感到，一场席卷全国的大动乱正在隐隐酝酿之中。那一年，他结识了后来的名将江忠源。在送江氏出京时，他对朋友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时承平日久，闻者或骇之。”[《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9页。]可见，他已知大乱之不可避免。
身居翰林之时，他只能读书养望，对国家政治没有发言权。及至位列卿贰，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一展身手了，却发现正如同王蒙的那句话一样：“当了部长，才知道官小。”很多看上去很崇高的职位，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可以呼风唤雨。曾国藩发现，在因循懈怠的政治气氛下，他虽然身为副部长，但想要登高一呼，推动大清王朝进行根本改革，没有任何可能。他在礼部副部长任上，一天到晚，虽然没有片刻休息，但忙的都是些“等因奉此”之类的公事，对国家大政丝毫无补。偶尔提一些革新主张，也都被部长大学士们弃置一旁，根本不予考虑。
这种污浊混沌的官场风气，让曾国藩感觉喘不过气来。他的书信文章中，充满了牢骚、愤懑和无奈。曾国藩对大部分同僚是十分看不起的：“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曾国藩全集·书信》，复黄淳熙，第431页。]也就是说，他做官有年，饱知官场习态。在上者但知做出一副宽大优容的样子，来培养自己的人气。在下者办事一味软媚求同，打圆场，做老好人。他后来对刘蓉说：“国藩入世已深，厌阅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国，已非一日。偶有所触，则轮囷肝胆，又与掀振一番。”[《曾国藩全集·书信》，第292页。]
（三）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皇帝去世，年方二十、血气方刚的咸丰登基，罢黜穆彰阿，下诏“求言”。一时“天下称快”，朝野上下，为之一振。
曾国藩心情激奋，上了一道《应诏陈言疏》，痛斥当时的“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的官场作风，曲尽当时官场的丑恶形态：
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
曾国藩建议皇帝举行“日讲”，即加强学习，以本身的振作之气，扭转官场的泄沓之风，同时改革官员选拔办法，使进取之员有机会脱颖而出。
这道奏折得到了良好的反应。皇帝对他大为赞赏：“礼部侍郎曾国藩奏陈用人三策，朕详加披览，剀切明辩，切中情事，深堪嘉纳。”皇帝对他提出的“日讲”建议最感兴趣，命令他详细解释。于是曾国藩精心准备讲稿，并且画了一张解释讲堂布局的图表。不过他本不擅画，这张图画得相当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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