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老曾与李鸿章这一代，闭着眼睛过不去了，他们身在一线，战争是真刀实枪，割地是真金白银，切肤之痛，知道靠“圣言”救不了朝廷。李鸿章的一句话，足以把儒学从底部掀翻：“孔子不会打洋枪。”
打枪不分君子小人，只靠详尽“这物那物”的道理。
六
有了求实一念，人才会从道德制高点上下来，脚踏实地，不激不随。
咸丰皇帝即位之初，曾让大家就“用人行政”发表意见，倭仁与曾国藩都上书。倭仁大谈“君子小人之辨”，咸丰倒也不糊涂，批了一个“名虽甚善，而实有难行”。
老曾比较实，写得很具体，认为用人之事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咸丰批“剀切明辩，切中情事”。
老曾也是理学之徒，理学好以道德分善恶，但他说，他看人并不以君子、小人为区分，强调他的标准是“晓事”，也就是明白事理。
“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乡愿固谬，狂狷亦谬。”
他这话说得挺狠，有破瓜之快。
我们做记者的，几年下来，有个变化，以前采访时，总觉得对面是好人坏人，现在觉得只有好事坏事，像老曾说的：“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则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晻暧，则为小人。”
有这样的立场，才能以事实与证据为准绳，不轻取人，不轻毁人，独立无惧，确乎不拔。
他说：“故群誉群毁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敢附和。”
老曾常被人批评“儒缓”，同时期任职的英国人赫德认为他虚得大名，“优柔寡断”，他也自承“愚”。其实他的本来性情并非如此，是一个“好下断语”的人。由此及彼，是自我修正的结果。虽然愚也有弱点，左思量，右考虑，甚至有时错过决断的最好时机，但自认“愚”，也就意味着知道认识事物并不容易，不会对自己不全然了解的事轻易判断。他看书常常有疑义，写在卷首页边，日久甚至成书。加上他带兵治事，他看兵书与历史时，常与现实对应质疑，不拘古人，不泥成法。
加上年事渐长，挺身入局之后，渐渐看到事物本身的复杂性，他曾痛恨“不黑不白”之风气，强分善恶。但此时就像王小波嘲讽“明是非”者一样讽刺自己身上的文人习气，“强分黑白、遇事激扬者，文人轻薄之习、优伶风切之态也。而吾辈不察而效之，动辄区别善恶，品第高下，使优者未必加劝，而劣者几无以自处”。
七
曾国藩在旧有体系中成长，但他能够赞赏西方文明优异之处：“所以卓越古今者，由其每治一事，处心积虑，不达目的决不止。”
他平生以不懂天文算学为三耻之一，不过他有朴素而近科学的“晓事”方式：“一是剖析，二是简要，三是综核。”
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来，先须剖成两片，由两片而剖成四片，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悬绝，愈剖愈细密，如纪昌之视虱如轮，如庖丁之批隙导窾，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一丝之含混。
这就是他“试图寻找事物缘由”的推理线索，事物的认识越细密，拆解得越精微，精确就是除邪，这也是科学精神的源头。
这种精神本来就是一种不安的精神，它并不确信现有的答案，不服从于表面的统一，在同质的体系中，一旦遇到障碍，就会迅速提出问题，并且试图得到更新的答案。
老曾没有推翻旧有体系的愿望，只是从内部硬硬地另生一枝，让新的力量尽快生长起来。他在义理、考据、辞章的孔学三门之外，又加上了“经济”一门：“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
这些多是现实政治的治理科学。
可以看到，这个深嵌在体制核心中的职业官员，要以一种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扎硬寨，打死仗，从皇家文化中解放出来，从道德诫命中解放出来，开始松绑挣脱，使这一阶层开始拥有自己的独立身份。
曾国藩能成为曾国藩，靠的不是道德勇气，而是精神上不断地自我更新，“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
八
宏杰写曾国藩的笨，他确实不算天分多高明，但也是少年成名，雄心很大，这样的心志，往往难以耐住琐屑，做事不能精细如发。
他转学朱子，“立乎其大者，若不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则下梢全无把握”。
对朱子，胡适有过一个评价，说朱子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十五六岁时就研究禅学，中年以后才改邪归正。他说的改邪归正，是从追求灵光乍现的绝对智慧，转向“宁详毋略，宁近毋远，宁下毋高，宁拙毋巧”的世俗学问。
这就是胡适说的“有绝顶聪明而肯做笨功夫的人才有大成就”。
老曾对“笨”字有种言若有憾、实则喜之的看法：“吾辈读书人大约失之笨拙，即当自安于拙，而以勤补之，以慎出之，不可弄巧卖智，而所误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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