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辈子强调勤与恒。说天下事，无论什么，要做成样子，必须有两样，一是规模，二是精熟，两样都从勤与恒中来。
这两个字我小时候一听就要打瞌睡，上学后，天天都得抄类似的格言交作业，到后来，很多年都讨厌别人的道德教训，觉得头巾气重。
因为在我当时的理解里，勤与恒无非是一种外界加之于身的教训，要磨掉一个人所有趣味的规范。
后来才理解没有什么灵心一动、当下了悟的真理，甚至在艺术上，也是费里尼所说，“为了逾越常规，才需要严格的秩序”。
这个秩序都从勤与恒中来。
但我一开始看老曾给的通道，实在是觉得没劲。他说，过高的道理都近于矫或伪。所以要想勤与恒，就从两点做起，“不讥笑人，不晚起”，这两点真是平实得近于迂腐。
他说，一辈子从这两句中受益良多，可去一切骄慢虚妄。这话谁都懂，觉得也不怎么高明，后来才觉得，他的厉害之处在于践行终身。
学英文时，老师说过一句话：“什么是天才？天才就是持久不断地忍耐。”当时大家笑。看老曾谈他运笔之道，才理解人的心性必须这样如磋如磨，像粗糙之米，再舂则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
往年苦思力索，几于困心横虑，但胸中有字，手下无字。近岁在军，不甚思索，但每日笔不停挥，除写字及办公事外，尚写字一张，不甚间断，专从间架上用心，而笔意笔力，与之俱进，十年前胸中之字，今竟能达之腕下。
我和宏杰两年间也常常以“恒”相勉，一起学这个学那个，想着能像老曾说的，朋友之间，互相箴规，彼此扶持，甚至开个专门的学习博客相互监督，一上来都很兴奋，恨不得大步往前，到现在相当一部分都放弃了，这个字是真难。难怪老曾说：“用功所以无恒者，皆助长之念害之也……此事万非疲软人所能胜，须是刚猛，用血战功夫，断不可弱。”
没有这个，靠强烈的目的性，靠一时兴起，很快就放弃了。
惭愧中理解老曾说的，决定成败的，不在高处，在平处；不在隆处，在污处。全看人能不能在棘手之处，耐得住烦。
除此，无他途。
九
看完宏杰的书稿，我问他：“你想过吗，为什么你从朱元璋写到了曾国藩？”
他想想说：“没有。”
我说：“也许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
一旦走上这条道路，路就永远没有尽头。在这条路上，种下的每一棵树，也许深深植下，却被连根拔起，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就像老曾一直说，人想要有所树立，必须从不妄求人知开始，“但问耕耘，莫问收获”。至于结果如何，他写信给好友郭嵩焘，说：“我曾经把功业之成败，名誉之优劣，文章之工拙，都放在‘运气’这一囊之中，久而弥信。”
这也算是命吧，以至于他半玩笑半认真地让人在他死后，在墓前刻上“不信书，信运气”。
这话里有无限心酸。
老曾当年是好名之人，把自己的清誉放在性命之上，爱惜至极，后来明白“大抵任事之人，断不能有毁而无誉，有恩而无怨”。
体制内的改良者，大都经历过这样的处境，像蔡元培说的锅里的小鱼，“两边煎”。政府觉得你不忠诚，老百姓觉得你是走狗，保守者觉得你动摇根基，激进者觉得你迟滞迂缓。总是两边都骂你，什么好也落不着。
临终前两年，处理天津教案，原本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视他为奇耻大辱。在北京的湖南会馆，不仅他的“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就连他的名籍也被削去。一个举子写了一副对联：“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三年早死是完人。”
老曾只能横下一条心：“但令大局不致从此决裂，即为厚幸；一身丛毁，实由智浅不能两全，亦遂不复置辩。”
百年来，对他的毁誉都很极端。他被认为是完人，也被认为是卖国贼；被认为是圣徒，也被认为是刽子手。
真与伪是大敌，真却永远两拳空空，无所依恃。
但这个湖南人明知不可，仍以一身霸蛮之气而为之，“吾辈自信之道，则当与彼赌乾坤于俄顷，较殿最于锱铢，终不令囊独胜而吾独败”。
老头儿长相朴拙如农夫，一辈子俭苦无已，随手一只青藤箱子，身上的长袍上有油渍，没有任何精英面目，视之甚至让时人轻贱。但就靠一根穷骨头，养活的这一点春意思，却能在中国大地上渐流渐广，代代都有中国人，如梁启超那样，从他身上得到建设之力，“为之不已，将有可时，若其不为，则天下事固无一可也”。
曾国藩形容过这种力量，“风之为物”，试图把握它时，像是空无一物；试图钳制它时，像是很容易衰落。但是，“及其既成，发大木，拔大屋，一动而万里应，穷天人之力，而莫之能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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