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荃是其中一种,他是丛林法则的信徒,劝他哥,今日之世界是“势利之天下,强凌弱之天下”。
有这样价值观的人,强时容易鲁莽、操切,弱时便一变而为圆滑、退缩。像宏杰写的,他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变成一个不思进取、明哲保身的老官僚,成天求神问卜,不干正事。他晚年任两江总督,以清静无为为旨,对外自称“卧治”,人称“国荃晚任江督,软滑不治事,诚无足称”。
就这样走上晚清官场常见的“多磕头,少说话”的路子。
老曾对刚柔的理解是不同的,他从没走到“真伪不辨”的乡愿上去。
他终生喜爱雄壮之力。人到中年,虽然磨砺性情,“知自己处处不如人”,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不肯轻议人非,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劝勉子弟也一直说:“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过时不试为之,则从此弥不肯为矣。”
不过,人到中年,他对“刚”这个概念也拆碎重组——去愤欲而存倔强,是为刚,“刚非暴戾之谓也,强矫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他在《道德经》的扉页上写了“至刚无刚,至柔不柔”,是说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只是“君子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斯为泰而不骄”。
胡适思想上的一次大变化,也因对柔软与刚强的理解而起。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的“至柔可以克万物”。后来他在美国之后,有次他去大峡谷,看到很大的瀑布,就对韦莲司说:“你看,水的力量多大啊,因为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美国人精神告诉他:“你错了,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
老曾不会这么表达,不过,他也并不以为柔弱本身可以制胜,必须饱含雄奇之力。他形容自己的作书之道时,写过一句话:“寓深雄于静穆之中。”
“雄字须有长剑快戟,龙拿虎踞之象,锋芒森森,不可逼视者为正宗,不得以剑拔弩张四字相鄙,作一种乡愿字,名为含蓄深厚,非之无举,刺之无刺,终身无入处也。”
五
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与曾国藩在同一时期的中国生活,他写过一本书叫《中国人的弱点》,写到他对当时中国人的观察,其中一个强烈的特点是缺乏精确性:中国的“一串钱”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陕西省是八十三文,直隶是三十三文。“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分布在城市边的几个村子,跟城相距一到六里,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
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你问一个中国厨师,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答案就一个:“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问:“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为什么不留一点过冬?”答案也只有一个:“不,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
这位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传教士写道:“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一个了解事物缘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国,会把这句格言改成“试图寻找事物缘由的人,是要倒霉的”。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士大夫阶层一样陈腐混沌。胡适批评他们:“宋儒虽然说‘今日格一事,明日格一事’,但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今日明日格的一事,他们所希望的是那‘一旦豁然贯通’的绝对的智慧,这是科学的反面,科学所求的知识正是这物那物的道理,并不妄想那最后的无上智慧。”
晚清困局,十分被动,华洋冲突不断。越是这样的朝廷中,说性理者风头越足,好空谈,好讲华夷之辩,好讲血性,好以道德和口号救中国。一被动就激进,一保守就顽固。倭仁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他说:“孔门大路……惟有敛心逊志,亦趋亦步去,知一字行一字,知一理行一理,是要务。”
蔡元培评论过这些掌握着大权的腐儒:“自汉以后,虽亦思想家辈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之范围,唯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悬想独断……我国的哲学,没有科学作前提,永远以‘圣言量’为标准,而不能出烦琐哲学的范围……整整四千年的中国教育,除了有过科学的萌芽以及玄学曾成功地站住脚以外,可以说,在实际上丝毫没有受到外来影响,它仅仅发生了由简单到复杂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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