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有力的印证，白先勇的小说确实在技巧上，匠心独具，致使黄维梁先生说青年人要学小说技巧可以把《台北人》作为主要借镜[16]，就白先勇自己非常重视的叙述视角（他一般称之为观点，PointofView）来看，《台北人》实在可说是作了一次丰富性和准确性的实验。他总是设法借用一个最合适的旁观者的眼睛来观察事态，然后又用这个人的口气叙述出来。有时这个旁观者又兼当事人，有时旁观者变得虚化，出现了全方位视角（全知观点），但这个视角仍然带有借代性，并非作者自身，而且这个不知身份的叙述者还有自己独特的性情和评判方式，在一篇小说之内又常常转换方位，显得灵巧而透彻。这种技巧看来事小，实际上却是中国现代小说对那种单一的主观形态或单一的客观形态的摆脱，是对作者—小说人物—读者之间拙陋的直线关系的舍弃，是对同一事物有无数表现途径、而其中又必有最佳表现途径的承认，因此这在小说技巧论上具有入门性的意义。此着一活，全盘就有了生气勃勃地多种变幻的可能性。难怪白先勇一再把这个问题放在技巧问题的首位。
白先勇另一个用心良苦的技巧课题是语言。《台北人》中的人物，身份各异、方音各别，但令人惊奇的是白先勇在对他们语言的设定上总是那么真实和贴切，既可高雅到够分，也可下俗到骇人，而且运用几种方言也得心应手，但又不展览方言到别地读者难于接受的地步。在语言上，他一方面得力于优秀传统文学的陶冶而谙悉中国式的语气节奏和特殊表现力，一方面又得力于各种方言而增添了表达的丰富性和生动性，但最终他的语言法典只有一条：“写对话绝对是真实生活里面的话。”[17]在这方面，他一再反对作者本身的干扰，更厌恶那种拉腔拉调的所谓“新文艺腔”。以对话为枢纽，他要求作品的整个语言系统都走向细致和扎实，能够精微地扣发出读者的真实感性机制，而且把这看成是写好小说的重要基础。这一些主张和实践，使白先勇在写实的领域身手不凡，但如前所述，他又有强烈的象征欲动，因而就达到了写实和象征相依为命、相得益彰的佳境。
他力求把写实和象征的并存关系在特定的场景中获得溶化和消解，主张营造一个个充满情调和气氛的关键性情景，先用写实把那种氛围刻画出来，再让象征意味从这个氛围中散发出去。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这样的聚会：写实到极点，也象征到极点。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在中国传统文艺的“意境”中融入了西方现代文艺中的长处。由于以上种种追求，白先勇的作品也就自然而然地抵达了一种诗的境界，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诗化小说家。哪怕他在写那种俚俗社会毫无诗意可言的生活和人物，也会因他写实和象征并存的场景，以及象征背后所蕴藏着的历史感悟、人生沧桑、文化乡愁，而构成一种内在的苍凉的诗境。
我在叙述白先勇小说艺术各个方面的时候，故意避开了一个他本人从不肯放弃的话题：《红楼梦》。他在小说艺术上的种种追求，总会不由自主地与《红楼梦》对应起来，有时甚至以《红楼梦》作为出发点，又以《红楼梦》作为归结。无论是从他的主张还是从他的小说实践看，《红楼梦》确实对他产生着一种疏而不漏的强大控制力，这当然不能仅仅看成是他对某部古典文学名著的偏爱了。文学是一个永恒的事业，文学的历史上升起过一些为数不太多也不太少的永恒星座，这种星座所散发的光辉是不受时间局限的。尽管文学现象日新月异，但文学领域里一些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这些作品都已做了极好的，甚至是终极性的回答。因此，不管是哪个时代的文学事业的继承者，都应是这些永恒星座的忠诚卫护者和终身性的仰望者。我们前面说到了白先勇出现在文学领域里的种种精神装备，那么最后还必须加一句：这位现代中国作家的精神行箧中还醒目地放着一部《红楼梦》，而且永远也不会丢失。
一九九一年六月于病中
世界性的口语
《台北人》英译本编者序
乔志高原著黄碧端译
这本短篇小说集里所收的故事是白先勇大约十五年前陆续在他和当时一群年轻作家所创办的《现代文学》上发表的。这些故事后来在一九七一年以《台北人》为书名结集出版。它们在发表后很快就使白先勇被公认是一个少有的兼具艺术感性、写作技巧以及深刻的道德意识的作家。刊行以来，这本书在港、台及世界各地的华人中始终拥有广大的读者群。最近中国大陆也开始容许刊行白先勇的作品，在那儿的渴望读到非“官方路线”作品的年轻人当中，白氏的小说深得少数有幸先睹为快者的喜爱[18]。
《台北人》的故事所隔了这么久才出现在西方读者面前，部分原因在翻译上的困难[19]。单以书名来说，如果把它直译出来便可能造成误解。白先勇小说的内容无涉于政治或时事问题，他所处理的题材也不是所谓的“人民大众”；白先勇所作的，毋宁是借了故事中种种动人的情节，让我们对五〇年代自大陆撤离到台湾的一小群男男女女所承受经历的生活得到一种深刻了解。在这个意义下，也许把《台北人》译为TaipeiCharacters（台北的人物）还更确当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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