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故事里形形色色的角色的确是像美国人口语中通常所谓的characters（“人物”）。其中有舞女、歌女和上流仕女；有把余年消磨在回忆自己早年英雄事迹的高级将领和官员；还有一边缅怀着自己学生时代参加爱国运动的往事，一边不是在国外教书就是希望能到国外教书的学者、身上挂着与日本鬼子打仗的伤疤的老兵、空军遗孀、老佣人、自负甚高的小饭店老板娘、年华老大的同性恋电影导演等等。白先勇把这些饱经战乱的角色罗列在我们面前，使他们所用的语言时而质朴无文、时而光芒闪烁、时而粗鄙、时而生动多彩，然而总是恰如其分地和各人的身份口吻相称。作者就像天际的一颗孤星，以坚冷如钻石的目光注视着下界光怪陆离的人世万象。
白先勇属于在台湾成长的一辈出色文艺创作家。这些作家中有许多他们之中有台湾本地人也有大陆来台家庭的子弟，包括了写《尹县长》的陈若曦。陈若曦小说写作的年代及故事的背景都比较近，她那本书替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文革”浩劫期间的十年大陆生活留下了纪录。白先勇的《台北人》则为中国现代史的多事之秋补叙了较早而不无关连的另一章。
白先勇的个人背景提供了他许多观察周围人事的机会，也成为他日后写作的素材。他生于一九三七年，也就是卢沟桥事件、抗战军兴的那一年。父亲是北伐抗战的名将白崇禧。白将军在一九五一年携眷撤退到台湾。幼年的白先勇随着父母从原籍广西而南京而上海而香港，终于到了台北。他的故事当中有些隐约有点自传成分，而所有的故事都标示了他的敏锐的观察以及他在经验中捕捉到的生动印象。
对于他笔底下的人物——这些生活在自己同胞中间的谪客——白先勇尽管毫不畏缩、严密的观察，却并不表示任何指责或不满的态度。他对他们在巨变之后生活方式上的依然故我——或依然故乐——毋宁视之为生命的一种高度反讽；对他们的沉湎于往日的或真或幻的光荣（也可说过去的一切如影随形地跟踪着他们）也未尝不寄予深厚的同情。他所写的既非社会史也非政治史，而是福克纳所说的“人心的自我挣扎”的历史[20]。福氏所写的，也正是在另一个文化里被人剥夺而失去依凭的一群。
这个滋养了白先勇写作才华的熙熙攘攘的社会，值得我们在这儿褒扬一笔，因为“五四运动”后产生中国近代文学初期果实的，也正是同样的土壤。白先勇和他的同时期的作家们承继了一九二〇和三〇年代西化的中国作家的精神。然而时移世易，比起早期的中国作家，白先勇已能够较健康地衡量中国文化的传统，也能以较严肃的态度来面对自己所投身的写作事业。
白先勇毕业于美国爱荷华大学著名的“作家工作坊”，想必也曾吸取了亨利·詹姆士、乔伊斯、福克纳和费滋杰罗等西方大家的写作经验。他的作品中一再出现的主题——在腐蚀中保存天真——可以为这点作证；他的故事里对耀眼的铺张、佳肴美酒的描写也使人不免要拿来和《大亨小传》里主角盖次璧的华筵相较。但是，不管故事背景是上流社会还是下流社会，使他笔下的人物具备了人道色彩的，是他们执著于追求一个美好、虚幻的理想。他们一生所抱的庸俗平凡的想望，是这样不断地被超乎自己所能控制的力量所摧毁。费滋杰罗为了他的建筑在垃圾堆上和一场浩劫中的“美国之梦”终于毁碎而写下的结语，在这儿也同样合用——“于是我们继续往前挣扎，像逆流中的扁舟，被浪头不断地向后推。”[21]
《台北人》集子里的小说大约有一半连同作者另两篇较早期作品曾在一九六八年编为一册出版，而以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故事《游园惊梦》为书名。《台北人》英译本的书名也借用这个富有诗意而引人深思的题目，因为它既表达了贯串全书的怀旧之情，也传递了一再触动我们的大梦初醒之感。
《游园惊梦》在许多方面都是白先勇风格的最佳代表。这篇小说既充溢着现代创作精神，又深深植根于传统的中国生活与文化。明剧汤显祖的《牡丹亭》在这里一方面是借为象征，另一方面又和这个动人的故事紧紧地穿错交织。《游园惊梦》的题目其实是后人从《牡丹亭》的第十出改编的昆曲曲目。白先勇自己曾指出中国小说中常见爰用戏曲典故[22]，《红楼梦》便是一个著例。“红楼”里的林黛玉曾因偶然听到大观园里排演《牡丹亭》戏文而惊觉韶华易逝的感伤。白先勇把同一段戏文熔铸在他的故事里，使之成为更有机的整体。故事中，“新贵”窦夫人在她坐落台北近郊的富有园林之美的华厦开了一个盛筵，款待她的旧友新知。客人之一便是她的多年朋友钱夫人。钱夫人在南京时代曾以曲艺名噪一时。当客人们怂恿钱夫人清唱一曲时，伴奏的乐声和醉人的酒，勾起了钱夫人旧时的回忆和创伤，伤痛交叠，竟使她歌不成声。这一段戏文加上钱夫人内在意识里对往事的追意，加上她对自己目前处境的感受交织而成高潮，也便是所有《台北人》故事的共同主题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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