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人”，也是写“爱”
——《树犹如此》小引
刘俊
白先勇以小说家名世，他的《台北人》已成为二十世纪华文文学中的经典。因了白先勇在小说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人们常常把关注的目光集中在他的小说世界，而相对忽略他在其他文体上所取得的创作实绩。事实上，除了小说之外，白先勇在散文创作领域也成就不凡，风格独具，卓然成家。
到目前为止，白先勇结集出版的散文集计有《明星咖啡馆》《蓦然回首》《第六只手指》《树犹如此》《昔我往矣》等。白先勇的散文，或谈文论艺，或怀人忆旧，或自述过往，或抒情感怀，题材广泛，主题多样，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周作人在他的《美文》一文中就提出“美文”的主张，从某种意义上讲，白先勇的散文创作正是周作人所提倡的“记述的”“艺术性”的“美文”传统的当代延续。
收在这本《树犹如此》散文集中的文章，大都发表在世纪之交（最早在一九九三年，最晚在二〇〇一年，以一九九六年至二〇〇一年为多，有几篇是访谈或他人的记叙），体现了那个时期白先勇散文创作的主要特点：写“人”，也是写“爱”。虽然这一特点不见得只属于这一时期白先勇的散文创作，但用它来概括这本《树犹如此》散文集的总体特征，应当说相当贴切。
一、写“人”
白先勇《树犹如此》散文集的命名，源自他的一篇同名散文《树犹如此——纪念亡友王国祥君》。在这篇散文中，白先勇对他和挚友王国祥三十八年的相知相交进行了回顾，对王国祥的为人和一生进行了追忆。文章的核心是王国祥的两次患病（一次是在大学时代，一次是在去世前）、在与疾病搏斗时王国祥的坚忍顽强，以及体现在王国祥治病过程中，白先勇和王国祥两人互相扶持的患难真情。王国祥的疾病是白先勇和王国祥两人世界中一个挥之不去的存在，也是他们友情的试金石。
王国祥第一次患“再生不良性贫血”时，他们两人都还是年轻的大学生。那次患病，王国祥“倔强的意志力”和白先勇“加油打气”的精神支持，以及中医的神奇功效，终于使王国祥转危为安，得以治愈。那时白先勇正和同学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其忙碌可想而知，但他还是常常下课后，“从台大骑了脚踏车去潮州街探望” 王国祥。王国祥病好后，对于在治愈王国祥疾病中功不可没的一味药——犀牛角，白先勇也爱屋及乌，多少年后在看到犀牛时，“竟有一份说不出的好感”。白先勇和王国祥之间的深挚情感，由此可见一斑。
中年之后，王国祥的疾病复发。这次与疾病的抗争，王国祥没能像上次那样战胜病魔——而这次与疾病斗争的惨烈程度却胜过以往，其间白先勇和王国祥两人异姓手足祸福同当的感情由此再一次得到了充分体现。王国祥生病，白先勇自然承担起了照顾的重任，他不但常常从异地赶往洛杉矶开车接送王国祥输血，而且还在输血时陪他。“国祥的病情，常有险状，以至于一夕数惊”，有次为了送王国祥去医院急救，“开车的技术并不高明”的白先勇飞车急驰，“平常四十多分钟的路程，一半时间便赶到了”。除了照顾王国祥之外，白先勇还“到处打听有关‘再生不良性贫血’治疗的讯息”，他不但向台湾的有关专家通信探讨，登门求教，而且在大陆的医疗杂志上查到有关治疗“再生不良性贫血”的信息后，还亲赴大陆，寻找希望。虽然最后的结果并不理想，但白先勇为使王国祥能够康复所付出的这份虔诚、执着和努力，无疑令人动容。
白先勇和王国祥的共同努力最终没能挽救王国祥的生命，“相知数十载，彼此守望相助，患难与共”的知己，终于“天人两分，死生契阔”。王国祥的去世对白先勇而言“是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白先勇住宅后园中的树木花草似乎也有所感应，在王国祥去世后全都“黯然失色”——“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树犹如此》可以说是白先勇怀人散文的一个高峰，文章发表后，首先在台湾文坛引起了广泛注目和巨大反响，随后影响波及整个华文文学世界。
《文学不死——感怀姚一苇先生》是白先勇的又一篇感人至深的怀人之作。姚一苇因《现代文学》杂志而与白先勇结缘，在《现代文学》艰难前行的过程中，姚一苇长期鼎力相助，与《现代文学》休戚与共。在这篇文章中，白先勇对姚一苇所表示出的敬重和感怀固然与姚一苇在文学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跟《现代文学》的因缘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姚一苇对文学宗教般虔敬的热爱、无私无悔的献身精神，以及在文学观念上既开放包容又不随波逐流的执着坚守。从某种意义上讲，白先勇的这篇怀人之作可以被看作他在通过对姚一苇的尊重、赞扬和肯定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体现在姚一苇身上的那种热爱文学、献身文学和对文学信念的坚守，其实也正是白先勇自己的人生追求。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