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之光》
序言
印度产生了太多的宗教，而中国则太少了。这种宗教精神的涓涓细流从印度洋溢出来，充满了整个东亚地区。人们禁不住感到奇怪，印度人拒绝了佛教，就像犹太人拒绝了基督教一样。人们还应该想到，一个国家所信奉的教义，在别的国家看来，这是他们对世界作出的最大贡献及其精神的最高显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所能找到的唯一线索似乎在于下面的事实，即耶稣攻击他的时代约定俗成的祭司制度，正如佛攻击婆罗门种姓的教义和司铎天赋神权说。佛教代表着对婆罗门教的反抗，在佛与两个婆罗门的谈话中，这一点显得尤为清晰a。涉及《奥义书》中的世界灵魂和个体灵魂（Brahma和Atman）问题，他属于不可知论者和怀疑论者。对于革命性的教义来讲，约定俗成的祭司制度似乎过于强大，在佛的面前婆罗门觉得一种受伤害的自尊，正如在耶稣的挑战面前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感到自尊受到伤害一样。然而，这还不可能是全部的理由。为什么犹太人感觉不到耶稣教义的魅力、美丽和伟大呢？为什么印度人感觉不到佛的魅力、美丽和伟大呢？更好的一种解释大a《东方圣书》（十一）。佛反对神职人员对世俗权力的使用，直接使用人们日常用语宣道，而不用婆罗门教所用的古典梵语。
概是，朱迪亚的犹太教和印度的婆罗门教都不可被藐视为宗教性和伦理的体系，二者直到今天仍十分重要，它们在种族意识中具有更古老、更真实、更深刻的根基，佛教和基督教拥有的那些普遍、理想主义的品质则降低了其国民性性格。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学到关于历史影响力和国民信仰力量的一课。
无论怎么解释，佛教在亚洲——除了印度之外——的力量和影响力，显然在于佛是救世主的大乘派观念、佛的极大怜悯之情、温和和善良，以及他把人类从世上的痛苦和苦难中救赎并解放出来的启示。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各种世界性宗教的伟大驱动力。
在研究佛教时，可以采取诗意的研究方式或哲学的研究方式，即通过道德放弃或理性信仰的方法。埃德温·阿诺德爵士描写佛的生平的著名史诗《亚洲之光》表现了最出色的诗意方法，而接下来的《首楞严经》则表现了最出色的哲学方法。
一个世纪前，这首长诗发表了，此后的这些岁月里，在英国印了六十版，在美国印了八十版。在既没有最畅销书单，又没有每月之书俱乐部的时代，这诗卖了成千上万册。更加令人奇怪的是，它比同一作者后来撰写的描写耶稣生活的《世界之光》更为成功。年长一代的西方读者对佛的印象就来自这首长诗，这很容易理解。尽管该诗把佛提升到了无限的高度，但它从没有失去故事中对人的兴趣。这实质是圣乔刹法特的故事。在巴拉姆和乔刹法特的爱情故事里，他成为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王子，为世上的苦难所触动，放弃了自己富丽堂皇的荣耀，做了苦行者。因此，在十六世纪的时候，佛实际上被当做了基督教圣人（关于基督教和佛教相似性的例子，参见本书“佛教寓言和传说”部分）。影响一定是相互的，因为尽管圣乔刹法特的基督教故事写于公元八世纪，但所罗门王的二母争子的故事肯定发生在佛教《本生经》类似故事之前。
尽管这首诗并没有呈现出作为佛教的基础，并使中国学者着迷的形而上体系，但它呈现了在普通信仰者看来，似乎是真正流行的佛的形象。为了使读者进入一种道德放弃的状态，作者使用所有的奇迹，通过一位印度佛教徒之口讲述这个故事，利用出色的艺术方法，精心描绘了印度丛林和城市丰富多彩的完整画面。这首诗拥有所有诗歌中一个最崇高的主题——人类苦难的主题。该诗的全名是《亚洲之光——伟大的摒弃，印度王子、佛教缔造者乔答摩的生平和教义（印度佛教徒所讲）》，作者埃德温·阿诺德，印度之星最低等爵士，暹罗勋爵士团官员，第三等皇家美济德会员等。埃德温·阿诺德爵士还从《摩诃婆罗多》译了一个故事《纳拉和戴摩衍提》，写了非常动人的《印度叙述诗》一书。
埃德温·阿诺德爵士的诗歌是基于佛的生平《佛的慈悲》一书创作的。《佛的慈悲》的作者是伟大的大乘派教师阿斯瓦戈河，我认为他就像基督教的圣保罗。他生活在一世纪末，是著名的《摩诃衍那》，即“信仰的觉醒”一书的作者，在五世纪初该书译成了中文。佛教大约在基督教时代初期介绍到了中国，佛教经书第一次翻译过来是在公元67年或此后，而与佛教习俗的接触早在伟大的汉武帝时代就通过土耳其斯坦籍华人已经开始了，当时已有几处提到这个话题。关于大乘派佛教和小乘派佛教的重要划分，参见本书《首楞严经》部分的序言。
亨利·克拉克·沃伦的《佛教的翻译》第一章的《本生经》序言中，对佛的生平的翻译极为出色（《哈佛东方系列》第三卷和《哈佛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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