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 报国洗前愆香消玉殒 除奸生差误李代桃僵
第二年七月七日，战争爆发了，是由华北的情势发展而成。正如地震之后，必随之而有洪水，乃是自然之事。犯罪学家若发现两个案子是用相同的方法作的，他们就认为两桩罪案是同一罪人。日本征服中国的计划和他们的走私政策是一致的。方法相同，特点相同，动机相同；鼓动，计划，指导，也是出自同一个机构，那就是日本陆军。
从抢劫中国政府的税收，到抢劫中国的疆土，日本陆军只是采用同样残忍的方法。说也奇怪，人类的心理对偷窃一个国家的领土，比偷窃一个妇人的皮包，多少看做更为光荣，更为对得起良心，辩论起来也更为振振有词。古时庄子就写过：
窃钩者诛，窃国者侯。
这个真理的后一半，提供了一个问题。虽然无数智慧卓越的经济学家、国际法理学家，在渊博的论文里，非常慎重认真地在事前事后时常研究、查考、论断、争辩、解释、辩护、诡辩、讨论，其中的真理仍然逃过了他们的观察，就犹如在灵魂学家所举行的降灵会上，有人说看见了那个鬼，有人说没有看见一样。
但是，也许木兰是对的，日本人没有享福的特性，这是不会变的。
认真说，战争已经“自然而然”地开始了。卢沟桥“事变”，其实不是个事变。日本军队在非法的地区夜间演习之后，在凌晨四点半要求进入中国军队防守的宛平县城，要搜索一名“失踪”的士兵，他们先是说中国兵向他们开枪，后来又自相矛盾，说那个兵并不是失踪。但是那时的中国人，都知道战争是迟早要发生的。日本占了东三省之后，侵占了热河，悄悄地进入了察哈尔，创造出冀东伪防共政府，现在日本想使北方五省与中央脱离，他们以为中国会把这片领土送给他们的。中国人恨死了日本人，但是日本人却爱煞了中国的领土。日本人越喜爱中国的领土，中国人越仇视日本人。
于是两国开始了亚洲历史上最可怕、最残忍、最不人道、破坏性最大的战争。
其实神经战早已开始了好几年，而中国人的神经现在已经兴奋起来。中国人必须要打日本，杀日本人，才能不使全中国陷入精神错乱。中国政府努力压制国人的反日行为，不管是写文章、讲演、开会、游行示威，可是老百姓被压制之下日趋高涨的反日情绪，如水决堤，终于爆发而不可遏止。戏剧性的西安事变几乎使蒋委员长陷身旋涡。日本人说中国人民反日，话真是说对了。他们说蒋委员长鼓动中国人民反日的情绪，话却说错了，因为他没用手指头弹动一下。他们若以为日本人以战争毁灭加诸中国人的头上，就能消除中国人对他们的仇恨，使中国人视他们可喜可爱，那是另一件事，是日本人该用他们自己的智慧去了解的事。姚老先生、木兰、曼娘，即使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在这方面，也没有一个人能帮日本这个忙。
从客观的角度看起来，从民国二十一年到二十六年战争爆发，整个的动态是这样：侵占东三省是日本对中国的第一次进击。民国二十二年热河省失陷给日本之后的塘沽协定，要求中国长城沿线划做非军事地区，是第二次进击。在民国二十四年春天，中国大部分军队在“剿共”战役中把共军驱入中国西部时，日本人强迫中央政府自河北撤退某些单位的驻军，是第三次进击。这样与当地军事当局勾结，鼓吹“自治运动”，让它们宣布脱离南京中央政府，在华北五省创造了一个像“满洲国”那样的傀儡政权。日本因为发现甚多地方当局都与日本“合作”得不够“诚恳”，在民国二十四年秋天，打算把力量集中在河北与察哈尔两省，但是中国政府的回答是从西部调回“剿共”军队布防在陇海铁路沿线。日本人大惊，看出了危险，暂时放弃了远大的计划，而创造了“冀东防共政府”，抓紧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增加了华北驻屯军，比《庚子条约》规定在过去三十六年之中列强认为必需的军事力量，多了四倍。这是第四次进击。在民国二十五年秋天，日军占据了北平附近铁路的交叉点丰台，丰台是南下东去的火车必经之地，而且是《庚子条约》中禁止外国驻军的地区。这是日本向中国的第五次进击。紧跟着的第六次进击是日本煽动的蒙古伪军进攻绥远。在这次战事中，中国军队第一次正式出面，将伪蒙军击退。再后便是第七次进击——卢沟桥事变。
道家思想和现代科学都同意这一点：作用与反作用的力量相等。中国的反抗精神就是反作用力量。由民国二十一年到二十六年的日本侵华行动，就是引起反作用的作用。中国反抗的力量应当看做是战争开始前日本对友邦侵略的罪行的直接反击。只有这样才能了解这次战争。不幸的是，世界上力量最大的陆海空军力量，不能炸毁作用与反作用这条千古不变的法则。
现在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因为两国都打算在华北认真一试了。停火的商谈不停，战事时断时续。蒋委员长在牯岭召集各省军事长官，研讨重大决定。日本大军在毫无阻碍之下源源而来，用以加强天津铁路沿线的防地，为时达三周之久。在卢沟桥事变后九天之内，据称有日本五个师，总数达一万人，进入中国本部和内蒙地区。多少火车的军火和军队补给品涌到天津，分发到丰台和其他地点。战争真正在北平附近地区开始时，日本军队已经进占北平数里之内的战略据点。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对七月二十六日日本要求将中国陆军三十七师全部撤退到保定以南的最后通牒，予以断然拒绝。二十八日，中国军队发动猛攻，可是宋哲元将军在当天夜晚十一点钟，出人意料地离开北平，派了当时一般人认为亲日的天津市长张自忠将军代理公务。二十九军的抵抗在二十九日午夜停止，北平已然落在日本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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