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点半了。挂在会议室大门上方的钟告诉瓦西里。他留意到坐在对面的军官也在看钟，对方也觉察了他的目光，两人都心照不宣地移开视线。通风管轰轰作响，抽出这个地下室里滞闷的空气。这场会议没有一点要结束的意思，而且已经停滞好一段时间了，因为通风管的缘故，瓦西里现在才留意到那种墓穴般的死寂。每隔十分钟左右，就会有年轻军官下来通报外面的情况，哪里的窗户被砸了，档案室的文件销毁多少了，大门外的岗亭被纵火了，德累斯顿分局来电寻求指示，没人能给他们指示，不一会儿莱比锡分局也打电话来了，只好不接听。人们呼喊这个和那个口号，人们涌向柏林墙，人们不走了，他们现在是愤怒的海潮，拍打着东西柏林之间曾经不可接近的坚壁，这群穿制服的斯塔西只能瑟缩在地下室里，面面相觑。
“安德罗索夫上尉。”第十司[*01]的代表打破了沉默，所有目光都转向房间里唯一的俄罗斯人，“您真的不能再劝劝莫斯科吗？”
“莫斯科的意思很明确，我们不会派军队到柏林，柏林得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这句话激起了一阵窃窃私语。瓦西里小时候看过一幅油画，画的是一艘救生筏，上面的水手有的在跪地祈祷，有些已经放弃希望，目光呆滞，还有几个一脸恨意，不知道是针对大海还是上帝的。此刻的会议室就让瓦西里想起了那艘救生筏，侦察总局的人瞪着他，脸上全是毫不掩饰的厌恶。第十一司和第二十总司[*02]的代表像融化的蜡一样陷在扶手椅里，脸色灰白。胆小鬼，瓦西里轻蔑地想，倒霉的莫斯科，这么多年来都在为这一小片残疾的土地输血。他有点担心柏林这里发生的一切会影响他在克格勃的仕途，总部玩起推卸责任的游戏来无人能及，他离少校军衔就差这么一点点了，此时不能出错。诚然，今年对苏联来说不是一个好年份，四处起火，但苏联总会挺过去的，他的祖国经历过比这糟糕得多的灾难，多一次也无妨。
五点零五分。再过一个小时，预定的新闻发布会就要开始了，无计可施的东德政府打算稍稍放松限制，让符合申请条件的人们到西德去。瓦西里再也受不了这间灰暗的地下室了，借口抽烟，撇下这群百无一用的斯塔西，回到楼上去了。理论上来说，正式宣布散会前不许离开，但瓦西里是莫斯科的特使，他喜欢去哪就去哪。
就在他被关在会议室的这一个半小时里，有人已经用木板把办公室的窗户封起来了，只留了一条缝，方便观察情况。文件柜敞开着，秘书们遵照命令，把里面的档案和报告都拿去烧了。瓦西里锁上门，摸黑在地上寻找打火机，总算在墙边找到了这件小小的金属物，天知道它是怎么蹦那么远的。
他把打火机放回衣袋里，回到办公桌边坐下，拧亮台灯。环顾这个空空如也的办公室，心里油然而生一种尖锐的不甘和愤懑，他是好不容易才得到这一切的，得到这点不大不小的、甜美的权力。他知道菲利克因此看不起他，但菲利克又懂什么呢？菲利克毫无预兆回到莫斯科，撞见他和娜迪亚的那段时间，瓦西里正和两个和他同龄的军官争夺反间处西欧办公室的一个职位，那两个人不见得比他优秀，但他们都订婚了，在克格勃眼中，这就是“可靠”的表现。本来还有第四个候选人，但这个倒霉鬼被匿名举报藏有外国杂志——那时候谁家里没有几本外国小说呢？克格勃搜查了那人的家，从床和墙壁之间的缝隙里找到三本英文杂志，两本讲音乐的，这无所谓，第三本赫然印着只穿了丁字裤的男人。这个候选人直接从办公室消失了，瓦西里偷偷去档案室翻文件，想知道这第四个人的下场，但他彻底从纸质文件中消失了，没有档案，没有报告，通讯录里写着他名字的那一栏被涂黑，好像从未存在过。他偷偷把文件放回原处，隐隐有点反胃。
瓦西里暗自发誓永远不要滑落到这个境地里去，也不能让同样的事发生在菲利克身上。
可是他的小老鼠领情吗？科里亚叔叔太偏爱菲利克了，项圈不勒紧，绳子也放得太长，导致他在旷野里跑得太自由，沾染了西方帝国主义的毒药。以前的瓦西里一度觉得这样的菲利克令人着迷，没错，菲利克时不时会说些叛逆的话，但谁私下里不是这样呢？只是说说而已，他们不是过着舒适的生活吗？有什么好不满的呢？瓦西里从未因此怀疑过菲利克的忠诚，但现在他清醒了，他想大声诅咒年轻人的激情和幻想，正是这些思想垃圾蒙蔽了他的判断力。
一定是从巴黎开始的。瓦西里得出结论，在记忆中穿过总部铺着油毡、漆成上白下绿的走廊，回到反间处的老办公室里。1975年初春，他负责审阅两个项目，一个是渗透法国政界的3057号，另一个是贿赂西德国会议员的9081号——克格勃不像英美同行那么喜欢代号，更喜欢用编码。外勤发回来的报告往往废话连篇，也无从查证真伪，所以瓦西里一般都匆匆略读，只有在外勤花钱太多，或者接连出现失败的时候才会逐字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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