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瓦西里是在1970年年底“进入旷野”的，这是情报学院毕业生之间的一个玩笑，意思是外派到铁幕另一边去，在笼子里打闹了这么多年，总算要被放出去跑个够，虽然后腿上还绑着克格勃长长的锁链，但好歹是出去了。他才刚离开学校四个月多一点，要是他爸爸不是克格勃少校，瓦西里也许还得等上好几年才能得到外派的机会。
总部保持了一贯遮遮掩掩的鬼祟作风，提早好几个星期安排他拍照片，没说为什么。出发前一天才通知他，只给他留了十二小时收拾行李。他没来得及告诉菲利克，后者已经回到学校去了，打电话太冒险，要经过情报学院的审查员，而且还会留下书面记录。自从在菲利克家里发现窃听器之后，他就对电话、台灯、碗橱和衣柜产生了全新的怀疑。瓦西里写了封没有署名的短笺，本想交给尤莉娅寄出，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借口出去抽烟，偷偷把那张纸烧掉了。
贴在护照上的签证是奥地利的，瓦西里原本以为自己会在维也纳的使馆里工作，事实上却被关在好几条街外的一家油腻腻的熟食店里。一楼是作为幌子的店堂，有一排落满灰尘的货架和一个塞满火腿和干肠的玻璃柜，夏天特别热的时候也卖放了冰块的基尔酒。二楼是克格勃的情报站，一个长霉的密室，堆满窃听设备和无线电发射装置，要到这里来还得先上阁楼，通过地板上的一扇暗门爬下来。大多数时候只有瓦西里一个人在里面，戴着耳机，监听一个西德外交官。当地外勤在他家里安装了十几个窃听器，瓦西里裹着大衣，在这个没有暖气的老鼠洞听着耳机里传来的咳嗽声，皮鞋在硬木地板上的敲击声，打开酒瓶的叮当声，婴儿号哭，模糊的谈话，一天十几个电话，打给修车行，打给肉店，打给保姆，打给餐厅，餐厅又打回来——“11号晚上七点半，五位客人，对吗先生？需要订酒吗？”——打给大使馆，使馆打回来，换了加密线路，听不见了。瓦西里揉搓冻僵的手指，一字不落地抄下他能听见的每一段对话，翻译成俄语，锁进一个特制的红色铁箱里，留给夜班发报员加密，发回莫斯科。
克格勃根本没给他机会好好看看铁幕后面的世界，瓦西里和其他外派人员一起住在一栋1900年建成的木石结构房子里，因为鼠患猖獗，所有人轮流喂一只行踪飘忽的黑猫。本应留给门房的位置长年坐着警卫，虽然穿着便服，但神情看起来就像克里姆林宫门口的卫兵。出入登记，晚上九点之后禁止外出。瓦西里每天按固定的路线步行去熟食店，晚上原路返回。这和学校里教的反侦查手段完全相反，要是有人在观察他，不出两天就能推断出熟食店是克格勃的窝点。瓦西里本想指出这个安全漏洞，但很快就惊奇地发现驻扎在维也纳的情报机构互相知根知底，中情局很清楚这家熟食店有问题，克格勃也早就知道直线距离五百米外一家买卖二手乐器的店是美国人的情报站。西德和东德也各自在使馆以外设立了小小的鸟巢，安置那些不那么光明正大的记者和贸易代表。
来到维也纳的第三个月，瓦西里总算得到半天休假，破天荒地离开固定路线，漫无目的地在市中心逛了一圈又一圈。他刚开始还担心情报站会派人盯着他，最后发现根本没有这回事，像他这种刚从学校出来的小鱼，保密等级太低了，克格勃根本不关心他去哪里，只要在规定时间回去就可以。临近傍晚，瓦西里跳上电车，在低垂的冬日阳光里穿过这座奥地利城市的街道，目不转睛地盯着沿街的招牌，整个莫斯科的商店加起来，卖的东西恐怕都没有这里半条街的多。人们在冷风里低着头走路，怀里抱着颜色各异的纸袋，塞着奶酪和面包。一个骑单车的中年女人从三条交错的电车轨道中间穿过，背着小提琴盒，冷风吹起她的头发和灰色长大衣。瓦西里好奇他们都在想什么，铁幕在这里就好像不存在一样。菲利克也许会很喜欢这里。
他赶在书店关门之前买了两张明信片，一张寄给尤莉娅，一张给菲利克，这样在审查员眼中会显得没那么可疑，只是哥哥给妹妹寄一张漂亮画片而已，顺带也给邻家好友一张，正常不过。他用邮局柜台提供的漏水钢笔给妹妹写了一句干巴巴的“带着爱，瓦西里”，然后对着剩下的那张空白明信片发呆，直到柜台后面那个头发花白的雇员温和地提醒现在离下班只剩五分钟了，瓦西里才匆忙写下一句话，把明信片塞进邮筒里。
这次休假之后不到一周，他就被调走了，这次是去东柏林。于是在1971年初夏，他第一次亲眼见到那堵难看的水泥墙。这时候东西德已经被隔开整整十年。比起明亮的维也纳，东柏林就像地图上一团糊开的灰色颜料，只是深浅不同而已，连雨也是铁灰色的，一辆疲惫的伏尔加轿车把他和另外一个新来的参赞从机场送到大使馆，一路在凹凸不平的马路上溅起积水。瓦西里不由得思忖这种难看的汽车怎么无处不在。街道空荡荡的，偶尔有几个行人，像淋得透湿的老鼠那样窜进隧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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